自從2014年2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要“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以來，教育部加緊對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部署。目前，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已進入關鍵和實質性階段。轉型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作為轉型的行為主體，高等院校必須在認識上清醒，方向上明確，以實現行動上的自覺。為此，認識和把握轉型的過程與目標、轉型與守型以及轉型與被轉型三個方面的關系，對實現這一戰略性調整意義重大。

　　轉型是一個過程——過程與目標

　　新建本科院校從升本以來所做的工作，實質就是一個主題——轉型：專科向本科轉型，單一學科向多學科轉型。圍繞轉型，在辦學定位、學科與專業、培育理念與模式、課程體系、實踐教學、產學研結合以及考核評價體系等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性認識，也基本找到了建設應用型本科大學的基本構架。

　　國務院明確提出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建設應用技術型大學的目標，應該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應然，也是新建本科院校發展的必然。轉型，就再一次成為發展的主題。地方本科院校所面臨的緊迫任務，就有不斷完善本科教育和向應用技術型大學邁進的雙重任務。

　　轉型也變成兩個目標和兩個過程的雙重疊加，第一是建立合格的本科院校及其過程，第二是建立應用技術型大學及其過程。盡管有人把第一個目標和過程叫做地方本科院校的第一次轉型，把第二個目標和過程叫做地方本科院校的第二次轉型。但對各高校而言，不管這兩次轉型是怎樣前后相繼或直接重復，建設應用技術型大學的要求，使這兩次轉型已經融為一體，地方性院校的基本任務就是如何建立本科層次上的應用技術型大學。這是轉型目標與過程的統一。

　　從目標角度而言，關鍵是要明晰應用技術型大學的內涵，如“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研究中心2013年11月發布的《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實踐與政策研究報告》指出的，“應用技術大學重在培養應用技術型人才，服務地方經濟發展，以學習者職業發展為核心，接受社會評價?！蓖瑫r，要把應用技術型大學的內涵具體化為每一所高校轉型發展的目標，還需要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

　　轉型是一個完善的過程——轉型與守型

　　地方本科院校大多由?？茖W校升格而來，從升本之始就圍繞建立合格的本科院校的目標轉型，同時也無不探索發展壯大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內涵。在目前國家提出向應用技術型大學轉型的時期，地方本科院校所要審思的基本問題是，經過多年的轉型發展，哪些要素和辦學機制符合、有利于建立應用技術型大學，哪些不符合、不利于。符合、有利的，就要肯定下來，這叫守型；不符合、不利的，就要改革，這叫轉型。

　　有肯定，有改革，有守型，有轉型，才能保證學校發展的連續性，才能保證在學校原有的基礎上順利實現轉型。所以，地方本科院校一定要結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和自身實際，審時度勢，自我剖析，務必弄清楚經過多年的發展，到底成了哪些“型”，哪些還不成“型”，到底需要轉哪些“型”，守哪些“型”，應該怎樣轉，怎樣守。只有每所高校弄清“守”與“轉”的對象和目標，才能理清思路，前后相繼，有的放矢，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學校轉型發展。

　　比如，面臨新一輪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大潮，隴東學院審視和分析升本以來的辦學經驗，在轉型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六個堅持、六個突破的轉型思路，即，應用型的辦學思路要堅持；師范教育培養優勢要堅持；業已成型的學科專業結構要堅持；本科標準加職業能力的培育模式要堅持；服務地方的辦學宗旨要堅持；系統的教學管理與過程控制要堅持。滿足應用技術型方向的培養方案設計要突破；校地企深度合作的辦學機制要突破；就業導向的培養過程要突破；學生職業技能的綜合培養要突破；實習實踐與就業貫通的基地建設要突破；適應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師資隊伍建設要突破；能源化工為主導的工科專業特色要突破。明確轉與守，系統轉型，全面提升。

　　轉型是一個自主的過程——轉型與被轉型

　　目前，社會各界和政府對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訴求，而高校自身多有觀望徘徊，這是很不正常的。轉型根本上是由內而外的自主的過程，舍此，那是被轉型，結果將是悲劇性的。

　　地方院校必須主動順應時代潮流，做內部自我積極主動的改革與發展。實踐證明，凡是積極主動率先轉型的高校，都積累了一定經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合肥學院積極引進“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模式”、臨沂大學建設“區域性品牌大學”等，他們已經成為地方本科高校轉型發展的弄潮兒。

　　因此，轉型必須是地方本科院校自身對轉型的形勢要求、歷史意義、思路設計有認識上的自覺。全面審視學校的內外現實，科學設計學校轉型發展的藍圖，仔細探求學校轉型發展的路徑，主動轉型，積極轉型，自我轉型。在轉型中理清思路，科學定位，加快發展。當然，充分借助目前來自政府和社會對高校轉型的要求與期盼，細化頂層設計，推動政府創新政策法規，推動行業企業積極主動地參與高校的轉型發展，為自己轉型發展創造優良的外部環境和條件，也是十分重要的。

　?。ㄗ髡呦蹈拭C省隴東學院副院長）

    “好用”、“易上手”或“上手快”原本是對物件的評價，這類物件的一個特點，就是比較簡單，因為簡單，容易掌握，故得到“好用”的評價。后來，“好用”也變成了企業家對自己員工的評價。近年來，由于企業家對高校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好用”、“上手快”又變成了企業家對高校畢業生即求職者的要求，認為高校就應該培養讓企業感到“好用”、“上手快”的人才。許多高校的領導，為滿足企業家以方便學生就業，也對自己的學生提出這樣的要求。這樣，“好用”就變成了高校的教育目標。

    企業家要求入職的員工“好用”，這是可以理解的。對許多企業來說，員工是自己的工具，是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工具。故提出“好用”的要求，也很自然。許多的企業家只想當前的盈利，不考慮員工的未來，這也不算什么問題。因為他們自己的企業將來怎么樣，都很難預料。企業家可以這樣要求自己的員工，但學校就不同了。學校不能這樣培養自己的學生。一個原因是，學校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制造工具。人固然需要有一個職業，但職業并不是人的一切。另一點也同樣重要，這就是，具體的一種職業技術，其“用”的時間多是很短的。而一個人的一生，多數也并非只從事一個職業。有研究者指出：據統計，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1950年至1966年的16年時間里，由于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和廣泛運用，已有的八千多個技術工種消失了，與此同時又出現了六千多個新的技術工種。而美國勞工部一項研究預測，現在20歲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時間內，職業的變換和工作的變換將會達到6～7次之多。這些情況表明，一個人一輩子固定在一種職業或一個工作崗位上的時代即將消失。

    自然，這是美國的情況，但中國將來也會是一樣，馬克思早就說過：“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圖景”。這就是說，教育家與企業家應有不同，不僅要為畢業生的當下負責，同時也要對自己學生的未來負責。不能僅僅滿足于培養讓企業家感到“好用”的工具，還要為學生的未來負責，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不僅要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還要培養學生的非專業的能力。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感受力、想象力與判斷力，為此，學校教育就不能只重視技術的教育，還要讓學生學點文學與藝術，學點歷史、哲學。使自己的學生能夠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從一種職業轉移到另一種職業，而不感到有太大的困難。

    十多年前直至今日，中國國企和社會生活中發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許多國企的員工“下崗”，這造成了許多家庭的痛苦。這件事情的發生以及給許多家庭帶來的痛苦，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不能不承認的原因，就是五十年代的工人，正是那個年代的簡單、“好用”的人，是那個年代的社會生產大機器上的一個個的“螺釘釘”，只能是跟著大機器轉動。而這大機器若是報廢了，這個螺絲釘也就失去了作用。當時，是政府操作了這一過程，而現在則是企業家試圖掌控這一過程，企業家也是對學校教育提出急功近利的主張，讓學校滿足自己的要求，只是提供自己感到“好用”的工具或物件。若學校教育真的按照這種方式來做，說不定，又為社會培養了20年或30年之后的下崗工人。

    （唐曉敏：文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現為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應用語言系教授。）

    訪談嘉賓：秦惠民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王敬波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全會的形式專題研究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關于依法治國的一系列新觀點、新舉措。

　　這對于當前深化教育領域的綜合改革、推進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有何意義？全面推進依法治教工作存在哪些難點？日前，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秦惠民，以及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敬波，對依法治教中的核心問題進行了六個追問，從宏觀到微觀來透析這一話題。

　　法治是現代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征，是實現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法治對推進教育改革與發展意義何在？

　　記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對于當前的教育改革發展，特別是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何意義？

　　秦惠民：法治是現代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征，法治是實現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國家教育行政機關必須依法治教，實現教育工作的法治化，主要是指國家教育行政機關權力的行使必須依據憲法和法律的授權進行，依法推進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實現憲法和法律所設定的教育發展和改革目標；要堅持依法行政，行政決策和管理措施都要于法有據，摒棄和改變以往那種“黑頭不如紅頭，紅頭不如筆頭，筆頭不如口頭”的非法治思維和非法治方式，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實現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王敬波：教育是重要的民生事務，當前我國的教育改革正進入深水區。比如，人口流動帶來教育格局變化、留守兒童教育權利亟待保障、高考制度改革等牽涉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要平衡這些利益，就必須更好地發揮法治在教育改革中的引導和規范作用。因此，法治對于教育改革發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深化教育改革需要法治保障?！稕Q定》要求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教育改革關系千家萬戶，必須要把握好改革和法治之間的關系，重大改革需要于法有據。

　　其次，促進基本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政府需要依法全面履行教育職責。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必然要求教育行政部門要改變依賴行政命令的管理手段，拓展行政指導、第三方評估等多種方式的綜合運用。當然，不同的管理方式都要求法律依據，須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

　　再其次，建立現代學校制度，需要法治引航。建設現代學校制度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進一步明確政府、學校、家長、學生等不同主體在教育法律關系中的權力或權利、職責或義務，則是建立現代學校制度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法律基礎。這些都需要通過法治來保駕護航。

　　完善教育法制體系還需做什么？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法制體系不斷完善。但是，在教育領域改革不斷深化、民眾法治意識日益提高的當下，教育法律法規過于籠統、略顯滯后，基層實踐無法可依等問題依然較為突出，教育法律法規的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較大缺口。在完善教育法制體系方面，您認為目前較為緊迫的或者說是需要大力推進的工作有哪些？

　　秦惠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法律制度從無到有，已初步形成教育法律體系。但從整體上看，教育法制建設還不能完全適應國家整體法治推進和教育改革發展的步伐和需要，不僅從完備教育法律體系的角度看還需要增加教育法律的數量，制定一些新法，而且，從提高教育法律質量的角度，也需要對已有的一些教育法律進行必要的修訂，以提高教育法律的科學性、適應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從而提高教育法律的可訴性。

　　立法方面較為緊迫的情況，是新的教育立法和已有教育法律的修訂都進展緩慢，難以滿足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要求，完成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六修五立”任務，還需要做出艱苦努力，還有很多復雜的工作要做。此外，教育立法工作中應特別注意和重視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到的“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問題，不能因部門利益影響和制約法制建設，需要大力推進教育立法工作和已有法律的有效實施。

　　王敬波：對于這個問題，《決定》已經明確提出，依法加強和規范公共服務，完善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食品安全、扶貧、慈善、社會救助和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合法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目前需要大力推進的工作，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教育領域仍然存在法律空白，需要完善?，F行的教育領域法律法規體系是按照教育層次設置的，缺少按照組織機構進行的立法，例如《學校法》。學校是國家教育權的具體履行者，其權力或者權利、職責或者義務分散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相互不協調。還有，國家考試關系教育公平，也是社會矛盾多發領域，需要制定一部統一的《考試法》，以充分保障考試公平。

　　其次，需要提升教育規章層級，《決定》要求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做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目前，高校招生、管理等行為所調整的是教育資源配置、受教育權等重要權益，但是，其基本依據都是教育行政機關的規章或者規范性文件，層級過低。

　　此外，從傳統上看，教育系統比較重視事前管理，如行政許可，但是對事中監管和事后懲處等重視不足，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執法手段應用較少。行政機關是實施法律法規的重要主體，要帶頭嚴格執法，維護公共利益、人民權益和社會秩序。教育行政機關需要轉變觀念，強化行政執法，加強教育執法制度和隊伍建設，維護教育秩序，樹立教育法律權威。

　　如何厘清政府與學校的權限？

　　記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作為教育法治建設的重要環節，在推進依法治教進程中，您認為應該如何劃分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與學校的權限，教育治理“簡政放權”的重點領域在哪里？

　　秦惠民：推行法治，就是要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對于權力行使，法無授權即禁止。在學校與教育行政部門的關系中，學校是權利的主體和行政相對方。因此，為了有效和最大限度地保障學校的自主辦學權利和約束政府權力的行使，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必須依法履行職能，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不得法外設定權力。在推進依法治教和“簡政放權”進程中，義務教育學校和高等學校因教育性質、法律地位和政府責任的差異應依法區別對待。高等教育治理“簡政放權”的重點領域應是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所規定的高等學校自主辦學權。過去的主要問題，是政府對高校在教育法上的辦學權利，例如學科、教學、人才培養的過程和方式等管得太多。對高等學校的辦學權利少管或不管，應成為高等教育治理“簡政放權”的重點。

　　王敬波：教育改革的重點是現代學校制度建設，而改革教育管理方式則是前提。傳統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已經不適應現代教育發展需要，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由行政管理轉變為共同治理，綜合運用行政監管、行政指導、行政協議、第三方評估等多種方式。各個學校的發展目標應該由學校在經過科學、民主論證后確定，減少行政干預，發揮學校特色，避免千校一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應賦予學校在教育、教學、科研等事務上更多的自主權利。此外，學校還應當在財政經費使用上享有更多自主權，以提高經費使用效益，政府則通過績效考核決定財政經費投入。

　　推進教育領域公開公平公正難點何在？

　　記者：公開透明是法治的固有內涵之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也提出，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原則，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在招生、經費使用等教育信息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焦點的背景下，在教育領域全面貫徹公開透明原則的意義和難點何在？

　　秦惠民：公開、公平、公正是相互聯系的，很多情況下，公開是公平和公正的前提和基礎。在教育領域貫徹公開原則，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對于保障和維護與之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以及公民的知情權，推進和維護教育領域的公平和公正，十分重要。很多國家教育行政機關的報表數據、統計資料和大學的基本信息，在網上都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我國目前在這方面還有欠缺，這既不利于社會公眾實現知情權和履行監督權，也給研究者帶來了資料和數據獲取的困難。就目前而言，這些信息不能公開的原因和難點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應該都是可以解決的。

　　王敬波：教育屬于社會公益事業，也是《決定》提出需要重點推進信息公開的領域，尤其是高校信息公開，更是重中之重?，F代大學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大學自治、民主管理、社會參與。高校信息公開是厘清政府和高校的關系、實現大學民主治理、鼓勵社會參與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大學走向國際化的表征之一?！墩畔⒐_條例》和《高校信息公開辦法》雖然為高校信息公開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高校信息公開的實踐尚處于起步階段。應當進一步明晰高校信息公開的法理基礎，界定高校信息的屬性、高校信息公開的原則、高校信息公開的范圍，這些不僅有助于全面推進高校信息公開，而且可以從學術自由、大學內部治理、大學與政府社會的關系等維度闡釋高校信息公開與現代大學制度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讓陽光照進象牙塔，實現依法治校，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一把鑰匙。邁向國際化的中國大學必然是走在陽光下的。

　　如何通過章程建設推進依法辦學？

　　記者：2012年，教育部出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其中提到要加強章程建設，健全學校依法辦學自主管理的制度體系。您對章程在學校依法辦學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充分地發揮這些作用有何看法？

　　秦惠民：高等學校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其設立與運行都必須遵循法治原則，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大學依據法律的規定制定章程，健全學校依法辦學自主管理的制度體系，通過制定和實施章程實現依法治校，符合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但章程在學校依法辦學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充分地發揮這些作用，關鍵是要看章程的制定過程和章程實際內容的有用程度。

　　首先，制定章程是一個在高等學校踐行民主與法治的過程，在章程制定過程中，應充分發揚民主，使章程的制定成為高等學校中的一次重要的民主實踐。

　　寫在章程上的權利，不應僅僅是起草小組和個別專家參與的產物，它們應該是大學的各利益相關主體權利主張和利益博弈的結果。民主與法治要求各相關主體利益的充分表達、平等博弈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平衡。

　　其次，通過章程來規范和約束權力是大學章程所要實現的重要價值之一。因此，衡量大學章程是否體現法治原則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看章程是否能夠規范和約束權力，是否能夠實現對權力的優化配置和有效約束。倘若權力的行使者對章程的內容不以為然，章程對權力的行使并不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那么，章程制定的實際意義勢必大打折扣，流于形式，甚至成為“無用之物”。

　　再其次，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應是高等學校章程建設核心性的重要任務。大學的學院在大學的治理中應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和發揮何種作用？大學和學院的權力責任應如何劃分？學院與大學校部機關的職能機構是何種關系？這些應成為大學章程的核心內容。

　　最后，章程也是政府對高等學校整體辦學實施管理和進行評價的重要依據，同時還應適應法治社會司法審查的需要，成為司法在裁判學校糾紛時重要的參照性依據。

　　王敬波：《決定》提出，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學校章程在校內規則體系中處于龍頭地位，也是學校內部治理的“憲法”，是學校自主辦學、民主治理的根本法。作為學校內部管理的主要規則，學校規章制度體系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校內規則和國家法律之間存在沖突或者違背法律基本原則，需要進行調整，例如，有的學校每年在評聘職稱前修改文件，違背“法不溯及既往”的規則；二是校內規則政出多門，校規之間相互沖突，沒有及時清理，相互之間交叉、打架，師生無所適從，造成校內管理混亂。學校應建立“統一登記、統一編號、統一發布”機制，定期清理校規，及時進行廢、改、立。在學校網站建立校規發布平臺或者欄目，未經公開的校規，不得作為學校做決定的依據。

　　法治教育如何納入課程體系？

　　記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要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一些地方和學校也已經開始探索把法治教育納入教學計劃，對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議？

　　秦惠民：法治精神、法治觀念是法治被擁護和信仰的道德基石，強烈而深厚的法治意識是良好法律制度得以實施的內在動力、精神要素和文化基礎。法治尊嚴和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守法意識、護法精神、法治文化素養以及對于法律程序價值的理解和尊重。違法羞恥感是社會道德評價的反映，它體現了法治與道德的互動，體現了良好守法風氣對道德評價的積極影響和作用。青年學生內心缺少對于法制規則的應有敬畏，僅靠道德誠信教育所形成的軟性約束是不夠的。法治教育，不僅可以讓青年學生知法懂法，樹立法治理念和法律意識，還可以使他們能夠長期浸潤在崇尚法治的文化氛圍里，培養并形成自覺、理性的遵紀守法和護法精神，以及對于法治的堅定信念。在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的過程中，把法治教育納入高校、中小學教學計劃，使法治教育課程成為德育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我認為很有必要。

　　王敬波：青少年法治教育一直是歷年普法活動的重點。經過多年的普法活動，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政策體系初步形成，開辟了學科教學、專題教育、課外活動、個別輔導、家校結合等多種形式的法制教育途徑。但是我們還應當看到，青少年法治教育也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對法治教育的認識不足，法治教育的目標不明確，現行的法治教育更多停留在法律知識的傳播上，忽視對青少年法治意識和信仰的養成教育；定位不清晰，法治教育與思想品德教育、安全教育、反腐敗教育之間的關系沒有厘清；法治教育隊伍缺乏規范化管理，專業師資缺乏；缺乏分年齡分年級的法制教育教材，教學方式僵化死板；缺乏科學有效的評估機制，評估過程簡單化、評估標準籠統，評估的導向、激勵的功能沒有得到有效發揮等。

　　因此，把法治教育納入教學計劃，對于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具體來說，可以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

　　第一，以青少年法治教育為核心，整合思想品德教育、安全教育、反腐敗教育、禁毒教育等教學內容，建立公民教育課程體系。第二，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核心，加強和提高中小學法治教育的科學性和系統性。要“以過程為導向”，基本目標不在于要求學生形成知識，而是幫助學生通過對法律規則的理解和領悟來改造自己的價值觀，成為具有法治理念的有責任的公民。新時期青少年的法治教育，不僅要注重權利教育和義務教育的均衡，也要注重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法律的均衡，使青少年的法治教育系統而全面。第三，注重發揮不同教育主體的功能，形成法治教育的社會系統。青少年法治教育體系，同依法治國方略一樣，也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應全面整合社會資源，除公檢法司等機關外，還應充分調動包括法學院校教師、法學專業學生、社區工作者、律師協會等社會資源和各方力量，投入到青少年法治教育中。

部分現行教育法律法規

　　母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基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單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

　　行政法規：

　　《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

　　《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

　　《掃除文盲工作條例》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

　　《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

　　《幼兒園管理條例》

　　《教師資格條例》

　　《學校體育工作條例》

　　《學校衛生工作條例》

　　《殘疾人教育條例》

　　《教學成果獎勵條例》

　　《禁止使用童工規定》

　　《中外合作辦學條例》

　　《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

　　《教育督導條例》

 由花旗集團基金會出資支持、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和百年職校共同主辦的首屆“百年職教工作坊”在北京舉行。

“百年職教工作坊”分別就人生技能教學、職業技能教學、實習教學和網絡教學進行示范課演示及討論交流，13名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現場授課，分享并討論國內外職業教育的創新實踐。

百年職校理事長姚莉表示，百年職校在各界資助者的支持下已經為累計超過4000名貧困年輕人提供了優質的教育與就業機會，為貧困年輕人在社會中立足、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這種職業教育辦學模式得到各界的認可。 

　　中國教育新聞網訊 （記者 周仕敏）11月22日，由全國高職高專教育土建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工程管理類專業分委員會主辦的2014年全國高職院校“斯維爾杯”工程造價基本技能大賽在南寧舉行。

　　該比賽包括工程造價創新思思維、手工計算工程量、軟件計算工程量三項內容。來自全國20多個地區的63支代表隊展示了運用工程造價理論知識和方法解決工程量計算實際問題的能力，展現了組織管理、團隊協作、現場問題的分析與處理、工作效率、質量與成本控制、安全及文明生產等職業素養。經過一天的激烈角逐，一批知識扎實、技能精湛、學有所長的技術能手脫穎而出，展現出中高職院校學生昂揚的精神風貌和精湛的技藝水平。

　　據介紹，該次大賽采用自動化系統，從題庫的建設到自動出題組卷、自動分發、自動判斷對錯、自動排名都實現了自動化，實時現場展示學生比賽情況，充分體現了技能競賽的公平、公正、公開，提高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和參與度。

“學籍互轉、學分互認”，普職融通為孩子們的發展提供了多一種機會。資料圖片

　　在很多人看來，普通高中是升學教育，職業學校是就業教育。二者長久以來涇渭分明。普職的割裂，已經嚴重影響到高中階段教育的健康發展。

　　我們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教育局主動出擊，打破了普職之間的藩籬，建起了雙向流通的立交橋。他們是如何推進這場改革的？請看兩地教育局局長的對話。

　　嘉賓：江蘇省南京市教育局局長 吳曉茅 河北省石家莊市教育局局長 閆純鍇

　　本報記者：繆志聰 周洪松

　　教育要創造人人圓夢的機會

　　記者：在人們的印象中，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就像兩條平行線，沒有交集。是什么觸動了您開始推動普職融通改革的？

　　閆純鍇：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促進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具體到每個人，他應該可以根據自身的不同情況，選擇適合自身成長成才的模式。我們需要給學生創造條件，為他們提供適合其發展的教育，努力構建多樣化的通道。

　　現在社會上存在著一個讓我們教育工作者感到尷尬的情況：一方面，很多高校的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畢業即待業”；另一方面，企事業單位用人存在很大缺口，真正擁有實踐能力的應用型人才供不應求。

　　我有一次到趙縣調研，一位家長跟我訴苦：當年孩子學習成績一般，可以上普通高中也可以接受職業教育。因為種種原因，他選擇讓孩子上了普高，后來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結果問題來了，先是孩子三年高中學得辛苦，畢業后又有很長一段時間找不著工作，看著當年上職校的同伴紛紛被企業選用，家長和孩子都很失落。

　　吳曉茅：我對這個問題有同樣的感受。作為局長，學校在向我匯報辦學情況時，總會提到本科達線率。但面對這個數據我高興不起來，因為它意味著還有一定比例的學生在陪讀。對這部分孩子而言，他們難以跟上平均的教學節奏，上課不是在體驗人生的成長樂趣，而是在不斷體驗挫折。

　　教育要創造這樣一個機會，讓人人有夢想，人人能有圓自己夢的途徑，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實現自己的“中國夢”，而不是人為地設置屏障阻礙學生的發展。

　　借著國家進行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時機，江蘇著力推動普通高中多樣化建設。我們主動請纓，向省里提出試點推進普職融通，為我們的孩子架設一座成長立交橋。2011年8月，南京出臺《南京市推進普通高中多樣化特色化建設實施意見》和《關于啟動普通高中多樣化特色化建設工程的通知》，正式啟動普職融通試點改革。

　　閆純鍇：從2010年起，石家莊也開始了“普職融通共促發展”的嘗試。我們通過政策和機制，整合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學校的資源，實現普職學校的攜手合作、資源共享和人才共育。經過幾年探索，我們于近期正式出臺了《石家莊市普通高中教育與中等職業教育融合貫通試點工作方案》，計劃在已有基礎上利用3年時間，在全市首批13所7組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深入開展試點工作。

　　改革就是要突破原有的規矩

　　記者：普職融通是一個概念，要想在區域落地，還需要具體的設計。您是如何推動這場改革的？

　　閆純鍇：在實施普職融通的過程中，我們重點從普職融通的課程建設、學生互轉互通、學校資源共享和探索高中階段普職融通辦學模式四個方面開展工作。

　　我們鼓勵普通高中學生轉入職業學校。普高學生可在一年半內，申請到中等職業學校就讀。中職學生也可以在一年級第二學期后申請到普通高中對應的年級。

　　我們鼓勵有條件的中等職業學校實行學分制，并通過共享課程資源、教師資源和教育設施等形式開展普職融通。試點普通高中要開設職業學校技能類課程，試點中職學校要加強課程研究，試點校之間允許學生互相選修課程。

　　吳曉茅：我們的設計中有一個特點，實現了學生雙證書畢業。南京市高淳湖濱高級中學與高淳中等專業學校是試點校。湖濱高級中學46名學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選擇進入高淳中等專業學校學習。這兩所學校緊挨在一起，領導班子也可以充分溝通。

　　按照常規，學生如果到普職融通班學習，就要放棄普通高中生的身份，拿職業學校的畢業證書。我們提出，這部分孩子轉入職業學校之后，如果完成了普通高中教育要求的學時學分，達到畢業要求就應該同時獲得普高的畢業證書。當時有人有顧慮，認為給一個學生發兩個證書，沒有先例，也沒有這個規矩。但我們堅持了自己的做法。

　　什么叫改革？就是把現有的束縛我們發展的體制加以變革。如果老規矩一點都不動，那不叫改革。多給孩子一張畢業證書，就能讓孩子多一片天空。

　　破解難題帶來蝴蝶效應

　　記者：現在看來，普職融通解決了哪些問題？效果如何？

　　閆純鍇：我認為，第一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分層教學”，實現了高中培養目標多樣化；二是探索實踐普職融通辦學模式，立足普高教育，通過課程解構與重構，實現了普高教育與中職教育的大融合；三是深入挖掘學生個性潛能，發展學生特長，為學生提供可選擇的升學預備教育和就業預備教育，滿足不同潛質的學生成長成才的需要，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各盡其能、各有前程。

　　兩種學校的資源實現了共享，為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架起了一座相互連通的立交橋。這項改革使孩子們在普通教育的獨木橋之外，多了一個更適合自身發展的選擇。讓每個學生都有收獲，對成才充滿希望。家長也認為孩子有了多重保險，既學習了普高課程，又掌握了一技之長，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家庭沉重的經濟和精神負擔。

　　改革還促進了學校師資隊伍建設和學校管理，為教師的成長搭建了一個平臺，使其在現有專業基礎上不斷深挖和拓展自身專長；為學校管理帶來新的挑戰與契機，讓各學校在教學管理上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拓寬了學校辦學的路子。

　　吳曉茅：通過普職融通，試點班學生的基礎學科在普通高中學習，技能操作和訓練則到職業學校去完成。到了高三畢業時，這個試點班約有72%的孩子達到了本科線。

　　看到成績單，我當時很平靜。應該說，這個成績是我預料中的。最打動我的不是72%的本科達線率，而是孩子們的變化。老師們發現學生變得有笑容了，有自信了，有追求了。如果說普職融通改革開始顯現成效的話，效果就是體現在這些孩子的變化上，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

　　雙向融通是一個系統變革

　　記者：改革不可能是孤立的。普職初步融通之后，還要跟進哪些改革？目前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吳曉茅：這個過程確實還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首先，職業教育不應是斷頭教育。我們充分利用了南京高等教育的天然優勢，從去年開始試點中等職業教育與公辦本科院校的“3+4”教育模式，讓職業學校的學生可以通過一定的考核，不經過高考就升入本科院校。在這個過程中，高校是直接介入職業學校的課程設置、專業設置以及學生學習評價的。

　　其次，我也一直強調，普職融通不是把高考無望的普通高中學生推向對口單招，也不是到職業教育資源中挖一杯羹，而是打破普職身份界限，融匯課程體系，融通育人模式。尤其是在課程設置方面，要滲透職業教育元素。

　　今后，普職融通應該從“人的流動”進而走向“課程的流動”，特別是“課程的融通”。這還需要我們進行科學的設置與探索。但總的要求是：內容宜簡不宜繁、宜通俗不宜專業，口徑宜小不宜大。既有學習興趣方面的，也要有學科知識方面的，還要有能夠利用職校實訓設備開展的小發明、小創造，讓我們的課程活起來。

　　閆純鍇：普職融通項目剛剛起步，困難還不少。例如，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思想根深蒂固,讓所有家長、學生形成正確的成才意識還任重道遠。學生學籍互轉、學分互認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科學的配套改革措施。

　　對于學校而言，如何在原有基礎上合理調整課程設置也是個難題，同時，新的普職融通體制也給學校教育教學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但只要是有利于學生的發展，只要是有利于學校的發展，我們就要堅持走下去，我們會根據不斷涌現出的問題進行相關性政策的修改和解決方案的探討，在實踐中摸索前進。

　　實踐者最可貴

　　普職融通、產教融合是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基礎，也是國家對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但長期以來，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好像兩條并行不悖的鐵軌，無法交集。學生要么讀普通高中考大學，要么入職業學校學技術技能。這樣的分流不是基于學生的興趣和愛好，而是單憑中考成績一錘定音。即使學生不喜歡這樣的選擇，也沒有任何辦法，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前些日子媒體披露的北大一個學生中途退學轉上高職，從另一個角度恰恰說明了職業選擇對學生的重要性。

　　從大教育的視角來看，高中階段的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礎，本應互通有無。但傳統教育體系將二者人為地割裂開來，涇渭分明，給學生的職業選擇添置了許多障礙。

　　國家教育綜合改革，就是要打破傳統體制對人才培養的束縛，搭建人人成才、人盡其才的通道，為個體提供更多選擇的機會。

　　我們欣喜地看到，南京和石家莊主動突破體制的障礙，剔除人為的藩籬，在區域內實現了普職融通。我們知道，還有很多地方正在進行相同的探索，比如，在中考招生時可以融通，在中途可以憑興趣轉學，在學分上可以互認，在課程上可以貫通……所有這些，都在豐富著區域教育的內涵，都在完善著現有的教育體系，都在為我們提供可資借鑒的范例。

　　實踐者最為可貴，他們的努力化解了矛盾和難題，改善了區域教育的生態，使一方的孩子多了一種選擇，多了一種發展的可能。今天，我們需要更多的先行者，呼喚更多的實踐者。

　　為這些實踐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臺，讓更多的人分享這些實踐成果，既是我們的期許，也是區域教育周刊的初衷。

 本報成都11月24日電（記者王鑫昕 袁貽辰 實習生李梓汐）互聯網時代到來，對高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帶來了新挑戰，職業院校該如何應對？今天，在成都舉行的2014全國職業院校宣傳部長聯席會議年會上，來自全國137所職業院校的260余名代表共商職業院校如何服務互聯網青年。

 團四川省委黨組成員王軍分享了一組調查數據：超過80%的大學生擁有至少一個社交網絡賬號，其中40%的學生每天花在網絡上的時間近4小時。他認為，以90后為代表的網絡新生代紛紛走入大學校園，“網絡已成為大學生交流思想的重要場所”。

 “因此，職業院校亟須探討互聯網時代青年的特點。”四川省教育廳副廳長王康表示，高職院校面臨新挑戰，要謀劃新思路、采取新方法，應用各種宣傳手段推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出職業院校的“好聲音”。

 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副司長劉建同高度肯定本次年會。他說，年會緊扣時代脈搏，對職業院校有借鑒意義。

 “大會舉辦5年來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服務職業院校宣傳部長的成長、打造職業教育品牌、引領職業教育發展的宗旨；二是品牌拓展方式的多元化，充分調動了職業院校黨委書記、宣傳部長、學生的熱情，共同參與活動。”《中國青年報》編委黃勇說，作為發起單位的中國青年報社將繼續在機制和平臺化上下工夫，盡可能整合社會各界的資源，做好服務者，為中國職業教育的前行鼓與呼。

 年會同時舉辦了“2014全國職業院校就業競爭力示范?！鳖C獎儀式，順德職業技術學院等30所院校獲獎。

 全國職業院校宣傳部長聯席會議是由中國青年報社和全國高職高專校長聯席會議在2010年共同倡導下建立的社會化交流平臺。本次年會由中國青年報社、全國高職高專校長聯席會議、全國職業院校宣傳部長聯席會議主辦，四川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承辦。

　  中國教育新聞網訊  日前，張之洞與中國教育現代轉型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城市職業學院舉行。會議圍繞“張之洞興辦新式學堂”、“開創職業教育”等6項議題展開研討。

　　有權威專家認為，張之洞1897年在武漢創辦農務學堂，翌年創辦工藝學堂，張之洞是中國職業教育的開山鼻祖。同時，原華中師范大學校長章開沅建議在武漢職院重建“兩湖書院”。 

    編者按： 

    2014年4月，在河南駐馬店由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和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主辦的產教融合發展戰略國際論壇閉幕式上，178所高校共同發布了以“引導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為目的的《駐馬店共識》。這條路，歐洲已經走了50年。在發展中國的應用技術大學過程中，充分研究與借鑒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發展歷程中的經驗，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以此，刊發此文，作為大家的一個參考。 

為什么建設應用技術大學 

    應用技術大學，是20世紀60年代在歐洲各國興起的一種新建或由職業性院校升格、轉型而成的與研究型大學并行的機構，它的辦學定位原先注重以專業技術為主導，培養具有科學意識與能力的技術技能人才，近年逐步擴張了開展應用型研究的職能。由于學費比研究型大學便宜，且就業率很高，這類學校受到了社會的歡迎。通過幾十年的發展，歐洲的應用技術大學不僅在高等教育中占據了重要地位，且引領了職業教育的改革發展，承擔著培養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開展應用研發創新、服務就業和區域發展及促進終身學習等重大使命。 

    那么如今的中國又為什么要建設自己的應用技術大學呢？首先，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來臨，我國正處于轉型關鍵期和發展機遇期。通過科技創新實現經濟增長，已成為社會共識。發展應用技術大學，培養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開展應用型科研也就勢在必行。其次，對照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的發展背景，不難發現，其城鎮化率提升、人均GDP增長、社會產業結構發生變革、人才培養結構變化等方面都與當今的中國社會相似。簡言之，中國社會的人才需求及外部環境都已經為發展應用技術大學提供了基礎條件。 

辦學服務區域經濟發展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辦學定位十分明確，即培養具有良好理論知識和文化基礎，同時具備專業技能和實踐能力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其學制設置、專業設置、課程設置及畢業考核緊扣社會與學生需求，突出應用性、實踐性和靈活性。例如，其靈活的學制適應學生的多樣化需求。英國“新建大學”的學生可以采取全日制或工學交替兩種方式，也可以參加夜校、脫產培訓班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部分時間制課程；其專業設置緊扣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具有顯著的應用性和職業導向，奧地利的應用技術大學注重學科專業設置與區域產業結構對接，人才培養與社會、經濟和就業市場需求對接。 

本碩為主，建設“立交橋”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以舉辦本科和碩士層次教育為主，擁有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授予權。一些國家的應用技術大學可與研究型大學聯合培養博士。這使得學生在本科畢業后可以擁有接受更高層次專業教育的通道，滿足了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越來越高的要求，也增加了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此外，歐洲國家十分重視立交橋建設，應用技術大學與研究型大學具有溝通渠道，如荷蘭每年約有10%的應用技術大學學生轉入研究型大學學習，更好地滿足了學生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 

極端重視養育師資 

    高質量的教育離不開高質量的教師，歐洲在發展應用技術大學過程中格外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 

    首先，重視教師的聘任與培訓。在聘任方面，德國就規定：除擁有博士學位外，擔任應用技術大學的教授還必須擁有相關領域不少于五年的實踐工作經歷，并且其中至少有三年是學術性機構之外的工作。除了學歷和工作經驗門檻，歐洲應用技術大學還普遍重視專職教師的在職培訓。如，奧地利的教師每年暑假都會參加各類研討會，其講師來自大學、行業協會和公司等，一起進行專業進修、教學方法等探討。 

    其次，大量聘任兼職教師。許多國家的應用技術大學大量聘任來自企業界或其他社會單位的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業技術工程師、研發人員和管理人員等來校兼職授課，將企業的技術發展狀況、新產品的研發動向、市場的需求等介紹給學生。在很多學校，兼職教師的數量甚至遠遠多于全職教師。如，在德國應用技術大學中，專職教授僅占40%，而兼職教師比例占60%。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的專業設置具有顯著的應用性特色和職業導向，并且與研究型大學注重基礎性和學術性的專業設置形成良好的互補。應用技術大學開設大量實踐性課程和案例課程，即使是理論性課程的學習也注重聯系實踐，強調學生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學生的畢業設計也與實踐應用密接結合。如，德國應用技術大學有60%～70%的學生選擇在實習企業中完成自己的畢業設計或畢業論文，選題通常就是企業中的一項具體工作或一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具有非常強的實踐性。在完成畢業設計的過程中，除了得到大學方面相關教授的指導之外，學生還會得到企業相關領域專家、技術人員的輔導。在畢業設計或畢業論文的評價過程中，是否有助于解決實際問題是一項重要的評定標準。 

傾向應用，拓展研究功能 

    除了承擔人才培養功能，近年拓展研究功能已越來越成為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的重要使命。瑞士應用技術大學的經費支出中，68%用于本科和碩士學位課程，19%用于應用性研究和開發。 

    同時，應用技術大學積極開展面向中小企業的應用性研究、提供相關成果的轉化及后期服務與技術支持，為企業難題提供創新性解決方案。 

    通過科研，學校和企業獲得“雙贏”：應用性研究為企業解決實際問題，并提供創新研究成果，拓展企業業務，給企業帶來實際收益；應用型研究為學校獲得科研經費，提升科研能力，鍛煉師資隊伍，培養創新應用人才。荷蘭應用技術大學的教授和研究隊伍將教育、專業實踐和實踐導向的研究聯系起來，并讓學生參與到這些研究中，研究隊伍與公司、機構在地方、地區、國家乃至國際層面保持合作關系，開展應用性研究，共享知識及開發新知識。 

    目前，我國的大量技術技能人才主要由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職高專院校培養，總體基本停留在?？茖哟?，這樣的層次水平已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大部分普通本科學校中雖然有部分學校開始樹立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意識，但仍有大量學校沒有明確自身的發展方向，一味追趕世界一流學術型大學，卻在學科專業設置和學生培養模式上忽視社會需求，教學方法陳舊，缺乏實用性。特別是一些普通本科學校中的新建本科學校，其科研積淀不如老本科學校，不適合走研究型大學的路線，學生培養定位又不如高職高專院校明確，使得學生就業面臨更大的困境。因此，推動新建本科學校進行轉型，培養本科乃至碩士層次的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開展應用型研究顯得十分必要。 

    （作者單位：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

 11月21日至22日，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辦學”經驗交流暨創新聯盟成立大會在萊蕪舉行。教育部職成司司長葛道凱、副司長王揚南等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陜西工院副院長王曉江、校企合作處處長孫小云、電氣學院院長盧慶林、歐姆龍（中國）有限公司人才開發部部長張曄作為全國“校企一體化辦學”優秀典型案例單位代表參加會議。  

葛道凱司長轉達了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對本次會議的指示并作了重要講話。他強調，現代職業教育是社會各方面發展自身事業的平臺，圍繞共同成長這一主旋律，學校、企業、行業、政府等都能在這個平臺上得到發展進步。他對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提出四點要求：一是堅持校企雙主體；二是把握“一體化”內涵；三是不斷追求“創新”；四是發揮聯盟作用；圍繞“校企合作，互惠共贏”這一主題，深入探討如何建立“校企一體化”育人長效機制，把自己的經驗、做法總結成制度，上升為政策，成為政府、行業都能夠接受的行為規范和準則。  

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是在教育部支持和指導下自發形成的全國高職院校民間組織，目前由50所學校和50家企業組成聯盟主席團，其宗旨是圍繞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堅持“政府推動、市場引導，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知行合一”的原則，推動學校教育教學改革與產業轉型升級銜接配套，進一步推進校企一體化育人工作。  

據悉，自2013年12月起，教育部啟動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合作辦學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共征集到295所高職院校的405個典型案例，評選出82個優秀典型案例并集結成冊，由陜西工院提供的《校企深度融合，打造合作育人品牌——與世界知名企業歐姆龍校企合作紀實》成功入圍，被選為全國5個優秀院校的典型案例作為大會交流材料。  

“校企一體化辦學”經驗交流會現場

“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成立

圖片來源：齊魯晚報

    本報訊（亓洪良）11月21～22日，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辦學”經驗交流暨創新聯盟成立大會在山東萊蕪舉行。作為聯盟首屆主席團成員單位的全國49所高職院校領導和49家知名合作企業代表、聯盟專家組成員等參加了成立會議。

    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負責人指出，成立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對于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助推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校企一體化辦學”經驗交流會上，與會同志圍繞“校企合作，互惠共贏”這一主題，針對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育人過程中的熱點、難點問題，深入探討了如何建立“校企一體化”育人長效機制，大力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

    據悉，本次會議由教育部職成司指導，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主辦，萊蕪職業技術學院承辦。

   “棄北大上技校”這條新聞，引起了社會輿論廣泛關注，消息被瘋轉不說，也有很多網友參與討論發表意見。一項調查顯示，有超過80%的網友“點贊”。

    這一現象耐人尋味。按理說，80%的“點贊”，意味著對這一行為的高度認可，可如果高度認可這一行為，這怎么又成為“新聞”了呢？一邊是輿論的熱捧，一邊是個體艱難的選擇——周浩同學的選擇，在當前絕對是屬于新聞的極端個案、另類選擇，這恰恰反映出我國職業教育的現實處境?？陀^認識輿論的熱捧，和職業教育還只是個別優秀學生的另類選擇的現實，對發展我國職業教育極為重要。

    在筆者看來，輿論對周浩行為的“點贊”，當下主要出于尊重選擇、感嘆他的勇氣，而職業教育和整個中國教育的未來，則在于所有學生自由選擇。

    其實，尊重選擇，在我國社會，已屬進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成點贊的同時，還有兩成對此并不理解，“驚詫莫名”，而一些媒體的評論文章，也在做這兩成人的工作，告訴他們要尊重學生個體的選擇，因為每個人的個性、興趣不同，不都適合上北大，云云。

    做到尊重選擇，說起來容易，而輪到自己，就不那么容易。很多人在點贊的同時，也意識到周浩有支持、理解他的父母，如果父母強烈要求他必須繼續在北大讀書，阻礙他上技校，在從北大退學后，去復讀參加高考，會是什么結果？而從媒體報道看，周浩父母對其選擇的尊重，也有一個艱難的過程，從最初要求他上北大，到看到他痛苦生活才逐漸轉變，包括周浩自己，也是在休學、尋求轉專業未果之后，再一步步轉向選擇技校。試想，假如這種選擇，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會是怎樣的糾結？就是技校的校長，如果孩子成績可以上北大，卻提出要去上技校，會爽快答應嗎？現實中，完全尊重學生選擇的父母幾乎沒有。要實現選擇，可能都要經歷一番痛苦的折磨、辛酸體驗，最后才能看開。

    這樣的選擇，會讓人覺得“偉大”。有人說，周浩這種選擇的價值，就是可以鼓勵更多人，勇敢地作出這種選擇。某個學生在作出類似選擇時，可以以此激勵自己，說服不理解的人——你看，早就有人連北大都放棄，去追求適合自己的學習生活狀態——但以筆者之見，這種激勵的價值不大，因為凡屬于需要激勵的“偉大”選擇，都會讓選擇者付出多少不該付出的代價?？蛇@種選擇，卻有另一個重要價值，就是呈現出每個個體的內心需求，推動社會從理解、尊重這種選擇，到創造條件、改善環境，自由選擇。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結婚要看出身，一個女孩沖出重重阻力和出身“有問題”的人談戀愛、結婚，這被稱為是偉大的愛情，而現在，這種“偉大”不存在了，因為根本就不用再看什么出身。

    客觀而言，“尊重選擇”，多少具有某種無奈意味，各選擇項之間，地位并不平等，就像現在的北大和技校，相差甚遠，形成強烈的對照，而自由選擇，所有的選擇都是平等的，平等的地位、平等的價值。要作到自由選擇，我國必須切實提高職業教育的地位，這要求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和人才評價體系。首先，要消除對教育、學校的等級管理，對于教育管理者來說，北大和技校應該是有平等地位的學校，而不是一個在金字塔尖，享有政策、資源、地位等各種優待，一個在金字塔底，如果所有類型的教育都辦出一流的學校，選擇上學術型學校和選擇上職業學校，那就成為學習者的自由，而且可隨時轉學；其次，對人才的聘用、管理、使用、社會福利待遇，不能用學歷評價、分層，而應該基于個體的能力、實際貢獻。

    我國教育的出路，在于給所有受教育者自由、多元的選擇，而不是把所有受教育者納入一個成才通道、一個成才模式。在自由選擇中，沒有所謂的另類選擇，也沒有偉大的選擇，有的只是符合自己內心需要、個性興趣的選擇。何時選擇北大和選擇技校，成為每個學生自由的選擇，何時，我國教育才會走出現在的高考焦慮、名校焦慮，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人盡其才。

   “汽車產業對人才的需求，已經從對量的追求變為對質的追求。如何培養出適合汽車產業發展需要的精英型藍領人才，是汽車職業教育領域在未來兩三年內要解決的首要問題?！?014年汽車產業與職業教育對話活動暨第十一屆全國汽車職業教育年會，日前在廣西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院舉行，中國汽車工程學會副秘書長閆建來在會上做出了上述判斷。

    “目前在汽車職業教育領域，很多學校顯然還沒有認識到汽車產業對人才需求的變化，其人才培養規劃仍停留在對量的追求和對點的鋪設上?！痹陂Z建來看來，汽車人才需求模式的轉變，已經為汽車職業教育敲響了警鐘。

    “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汽車產業也在轉型升級，需要更多的創新型人才，這對汽車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劉占山認為，雖然汽車職業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很高，但不能說明培養的人才已經符合企業的需求。唯一的彌補渠道就是實現校企合作，這也是全球多數國家都在做的事情。

    有關調研發現，從北京現代汽車大力支持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到上汽通用五菱承辦汽車產業與職業教育對話活動，再到蓬勃發展的汽車企業自建培訓學校，都表明汽車企業近年來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在日漸加強。而“博世班”、“巴斯夫班”等的設立，說明越來越多的汽車職業院校對校企合作日益重視。

    值得欣喜的是，由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牽頭組建的全國汽車職業教育集團，在此次對話活動期間成立。該集團召集了相關職業院校、本科院校，汽車及關鍵零部件企業、汽車服務貿易企業、汽車保修設備企業、汽車教具企業，相關行業組織、研究機構、培訓機構等，按照平等原則和契約形式組成，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實現產教融合，培養出適合企業發展的人才。

    據中國汽車工程學會汽車應用與服務分會秘書長趙麗麗介紹，校企合作正成為汽車職業教育的新特點。目前，多數汽車職業院校培養的學生在技術上較以往有了很大進步，但在綜合素質和專項技能培訓上仍顯不足，好在企業已經認識到了自身參與培養人才的重要性，都愿意與職業院校加強相關合作。

    此次活動的主題為“產教深度融合——機制模式創新”，由中國汽車工程學會、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聯合主辦，中國汽車工程學會汽車應用與服務分會等單位承辦，來自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64所學校以及35家相關單位的代表400余人與會。

    “你覺得北大好不好？”

    “怎么問這種問題？北大很好，只是不適合我。”

    這是我與周浩的對話?！稐壉贝笞x技校 自定別樣人生》這篇文章登報之后，迅速地成為頭條，文中的主人公周浩火了。在文章發布之前甚至之后一段時間，我都沒有意識到這條新聞會這么火。

    可是一切都來得讓我不知所措：文章刊登當天即被400多家網絡媒體轉載，鳳凰網跟帖評論達1.8萬多條，人民日報微博評論5000多條，新浪微博9929.5萬次點擊。最少不下50家來自全國各地的媒體向我和梁老師要周浩和學校的電話，甚至有大學校長向周浩拋出讀研究生的橄欖枝。我不知如何應對，只好把這一切都推到了梁老師身上。

    一個為追求夢想放棄北大讀技校的學霸，一個剛來報社實習不到兩周的“菜鳥記者”。在這段時間，對我和周浩來說，是天堂也是地獄，是一次很重大的人生歷練。

    事情終會平息，當該事件的熱度漸漸減弱，我也有空回憶一下采訪場景，來還原一個比較真實的周浩。

    11月5日下午，我領到選題之后，前往北京工業技師學院采訪周浩。天氣有點熱，他為我拿了一瓶礦泉水。我細細地觀察他，想看看此等奇人是什么樣的。他留著一撇小胡子，身高1米7左右，身材有點胖，看起來比較敦厚和內向。

    和周浩聊天，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采訪的1小時里，他眼睛不看人，說話卻咄咄逼人，回答問題很少有超過三句的，感覺不是我在采訪周浩，而是我的自言自語，一直很冷場。我問到對兩所學校的一些看法時，周浩直言：“這讓我怎么回答呀？”僅有的回答也顯得高深莫測，學術術語較多，能感覺到北大才子的風范。

    周浩的冷淡讓我感覺他是“普通人”一個，更由于我沒理解到這個新聞的重要性，甚至沒準備寫稿?；貋肀涣豪蠋熍艘煌ā斑@是新聞事故”之后，才倉促成稿。即使這樣，在文中也沒能很好地展現比較全面的周浩。

    文章刊出后，我在網上看到有很多網友對周浩和北大都胡亂猜測，尖酸刻?。骸翱隙ㄊ窃诒贝蟠幌氯チ耍瑨炝撕芏嗾n吧”“北大這種學校還是別待了，做得好”。每次瀏覽的時候，我都越看手越抖，心里越不平靜，周浩和北大都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很多人腦海中肯定浮現這樣一幅畫面：北大課程很無聊，周浩幾乎什么都沒有學到，自己不好好聽課，掛了很多科，最終待不下去灰溜溜地跑了。

    其實事情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樣。周浩從小喜歡操作機器，北大生命科學學院的理論課比較多，不太適合他，由此他開始謀劃轉校。但是在北大學習的那幾年，他從來不曾翹課，“雖然不是很愛聽，但是一直堅持上課，也時常泡圖書館”，他自始至終也沒有掛過科。就算是到了北京工業技師學院3年，在周浩身上，高才生的特點依然非常明顯。

    他的學習能力非常強。周浩到了北京工業技師學院之后，沒有從最基礎學起，而是直接進入了技師班，和成熟的技工一起學習。剛開始有些吃力，但是幾個月后，他就開始讓同班同學望塵莫及了。“別人做完一個工作日志需要兩三個月，而周浩只需要一個星期，這就是差距”。

    周浩的動手能力很強，經常用巧克力、木板等材料制作坦克、汽車模型，在他的微信里有很多的作品，看上去十分精巧。他也經常對實驗室的小型機床進行改造，加快工作效率。周浩的英語水平和理論水平都很高。為了了解到國外最新的數控科技成果，他翻墻去瀏覽德國、瑞士的網站，對前沿的科技成果幾乎了如指掌。

    很多學生畢業后都是找一個穩定的工作，完成從初級技工到高級技工的轉變，但周浩想繼續深造，盡管他沒有透露自己下一步的目標，“對這個行業了解越多，就越覺得自己知道得太少，還是想深造”。

    網上很多人都想著北大流失了人才，想看北大的笑話，但是沒有北大就沒有今天出色的周浩；也有一些人想探究周浩離開北大沒有高學歷保駕護航會不會為自己的決定后悔，但是周浩如今已經是很多外企公司愿意開高價挖掘的復合型人才。

    有一些人想看北大與周浩相殺，但他們只相愛，“北大是中國最好的學校，我在其中學習到的東西也是在其他地方學不到的，是我不能適應那種學習環境，但我永遠心存感激”；有一些人想探究，在北大周浩是不是在人際關系、學習成績等方面有問題，但沒有那么多細枝末節，這只是一個孩子忠誠于自己的內心和理想，并愿意為之付出巨大代價的故事。

    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樣，請尊重每一個追求自己夢想的人。

    引導一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這是高等教育改革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應該注重大學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然而，在文化建設上面臨著哪些現實誘惑，需要進行什么樣的文化選擇呢？

    大學以傳承、整理和發展文化作為自己的存在方式；大學的教育過程，實質上是一個有目的、有計劃的文化過程。然而，今天的大學受到多方利益主體的牽制，文化選擇面臨著種種現實誘惑和考驗。

    大學辦學呈現功利化傾向。現今的大學越來越像文化企業中的加工廠，其產品的型號、質量、樣式按照市場需求來決定。大學的受教育者由活生生的“人”變成可以批量生產的“商品”；大學的教育者作為精神勞動者，也越來越像謀利的經營者；大學生就業率也如同經濟領域的GDP，被過分追逐。在功利化的價值準則面前，大學更多地像商業組織而不是文化機構來思考問題，很難起到薪火相傳、“新民之效”之目的。 

    英國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曾言，大學既要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又有它自身的內在邏輯。應用技術型高校的特點和功能使其文化選擇具有特殊性，既要秉承其作為大學的本質屬性，又要堅守、回望我國優秀的文化特性與傳統，還要學習西方大學先進的制度、文化與理念。

    一方面，作為中國的應用技術型高校，必須帶有中國文化特性。中國古人的高等教育思想乃至教育思想、文化思想對我們今天建設應用技術型高校文化大有裨益。如“有教無類”的思想、“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的氣度與對物欲的超越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使命與社會責任感。這些都為應用技術型高校的文化選擇提供了給養。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應用技術型高校，必須汲取西方文化的長處。從古希臘教人理性到柏拉圖學園讓人向善；從亞里士多德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到古羅馬時期的雄辯術教育；從中世紀大學的三科四藝到博洛里亞大學、巴黎大學等早期大學對文化的追求；從紅衣主教紐曼的大學理想到洪堡、赫欽斯、布魯貝克、雅斯貝爾斯等教育家提出的大學思想，都是我們應用技術型高校需要吸收的大學文化——既要注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更要注重道德品格的培養與良好習慣的養成。

    開放的姿態、寬容的氣度、接納的胸襟、創新的意識都是大學本身應具有的內涵和文化。與傳統大學相比，應用技術型高校呈現出兼顧職業與素質的雙向價值取向，更加強調學生的創新意識與精神的培育，以及創新創業能力與素質的培養，其辦學理念也更加注重經世致用與大學精神的完美結合。因此，應用技術型高校更要注重和強調大學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更加需要培育、構建濃厚的校園文化。

    應用技術型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設，應強調“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除了注重專業知識和能力培養外，還要將很多通識教育強調的非智力因素方面的素質養成，如思想品質、職業道德、團隊合作、溝通能力等，有序地安排在培養模式中，與知識掌握、能力培養和解決工程項目問題有機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互不相干或關聯性不強，從而最終將大學的精神文化內化成學生自覺的行為習慣，真正實現立德樹人的目標。

    應用技術型高校，只要大學的本質還在，只要師生還在自覺地堅持文化傳承與創新，這便是一片勃發理性、完美人性的凈土，高校便會引領之，社會便會向往之、效仿之。只有這樣，才能為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貢獻力量。

    （作者系大連東軟信息學院院長）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既是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特征，也是這類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式。對于這一點，大家在理念上基本形成共識，只是在實踐推動上進度不一、力度有別。

    長春職業技術學院的案例很好地證明了，在高職院校辦學中，校企合作不但應為，而且可為。長春職院的經驗同時說明，加強校企合作，要從解決最基本的問題入手，才能做得實、走得遠。

    一是立足解決高職院校校企合作機制不完善的問題。采用什么方式、何種機制進行校企合作，這是每一所高職院校都面臨的問題。長春職院秉持開放、融合的理念，不唯書，只為實，大膽探索，結合合作企業訴求和學校專業特點，搭建起開放式“一主多元”辦學平臺，形成股份制、校企聯盟、訂單合作和集團化等多種合作機制。其實踐充分說明，校企合作的機制是多元的，沒有一種機制、一種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對于某一學校某一專業適合的就是最好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其他高職院校都可以像長春職院一樣，在校企合作機制上進行大膽探索。高職院校與企業的合作，理應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

    二是立足解決高職院校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與社會用人需求錯位的問題。培養滿足社會需求的適用性人才，是高職院校的終極追求。通過校企合作，實現這個目標的載體就是課程。長春職院在實踐中很好地抓住了這個關鍵點，校企雙方共同主導課程建設，在課程開設過程中引項目入校、引專家入校、引產品入校，形成多樣化課程體系，使學生充分體驗工作現場教學，從而強化與工作實踐的對接。

    筆者曾經調研過該校的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和運營管理專業，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該專業由長春職院和長春軌道交通集團兩方聯合設立，學生從入學那一刻起，學校就給每個學生安排了企業導師和學校導師兩位導師，學生同時擁有學生、學徒和企業員工三種身份。校方根據軌道交通集團工作過程，系統化設計課程體系，按照崗位工作技術要求制訂課程標準，通過真實項目驅動進行一體化教學；企業方通過集團高管講座、中堅力量兼任班主任或輔導員等，滲透企業文化。試想，通過這種校企合作，又怎能培養不出企業所需要的人才呢？

    三是立足解決高職院校教學質量保障不力的問題。校企合作只有涉及教學層面，才能趨于深入，才能顯出成效，成效的標志就是要能保障高職院校的教學質量。保障教學質量，關鍵在于前期要具備適合、“打眼”的軟硬件條件，中后期要有及時、科學的檢查評估。作為承擔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任務的吉林省龍頭學校、國家高職示范性學校，長春職院很好地利用了校企合作的契機，抓住了校企合作的優勢，來強化教學質量保障。從該校的案例可以看出，通過與企業共享資源，致力于“雙師型”教學團隊建設，產生了一批省級技能名師，使師資條件得到保障；建立校內外生產性實訓基地，實現了學生的實習實訓與工廠的產品生產同步，使實踐條件得到保障。

    建立多元質量監控體系，強化管理保障，這是長春職院校企合作值得肯定的另一個亮點。正是通過全流程的質量監控，使得學校的教學評價標準、學生就業能力評價標準與企業的生產標準、用人標準“實心”對接，這是我們所期望的。實踐證明，只有保障上出實招，高職院校校企合作才能出實效，才能脫離“簽個字、握個手、拍張照、用個人”的校企合作常態。（作者系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各競風流。CFP供圖

    高等學校辦學層次的不同體現在服務對象的差異，而辦學水平的差異則反映服務質量的高低；辦學層次不等于辦學水平；低層次可以達到高水平，高層次也可能低水平。因此，正確認識層次與水平的關系是調整和優化高等教育結構的重要基礎。

    ■謝維和

    辦學層次等于辦學水平嗎？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層次高自然水平高。其實不然。這并非一個文字游戲，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于高等教育結構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直接影響高等教育改革和結構調整的非常具體的現實問題。

    前些日子，我參加南方某省的一個教育峰會，會后該省教育規劃部門給了我一份該省關于進一步支持和加強高水平大學建設的文件，希望我能夠對這個文件提出意見和建議。文件中提到，要在該省的高等學校中，選擇若干所重點大學作為建設高水平大學的對象。當然，我的意見之一就是：高層次大學可以作為高水平大學建設對象，但低層次大學也能夠建成高水平大學。換句話說，不要簡單地認為，高水平就一定是高層次大學的“專利”。低層次大學同樣可以有高水平。

    無獨有偶，近日又有一位經濟較發達城市的領導找到我，希望我能夠參加和主持該市高等教育發展規劃研究，主要內容之一同樣是建設高水平大學，問題如出一轍，而我的意見也依然如故。最近，朋友轉發給我中山大學前校長黃達人先生關于應用技術型院校改革發展的一份講話稿，再一次提到了我的這個觀點。由此看來，高等教育結構中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若干模糊或錯誤認識及其對實踐的影響，還真是一個問題啊。

    實際上，這個話題我曾經在多個場合和文章中談起或說明。記得在全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與評估協作體大會上，我還就這個話題做過報告。現在，我仍然舊話新提，希望結合自己參與教育改革的經歷和進一步思考，對這個話題及自己的觀點做一個比較深入、系統的說明。

    層次與水平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概念，也是近年來大家經常掛在嘴邊的詞?？梢簿褪沁@樣似乎非常熟悉的概念，大家往往想當然地使用，而沒有認真地去深究它們的含義究竟是什么。而且，關于層次和水平的關系，大家也都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理解。比較通常和典型的看法是，高層次就等于高水平，而低層次自然也就是低水平。其實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看法，至少是一種關于層次和水平及其相互關系的誤解。應該說，辦學層次與辦學水平及其關系是高等教育結構調整和優化中兩個非常關鍵的概念和問題，是一個大有文章可做的話題。而且，對這個問題認識上的差異，很可能對教育改革發展的實踐帶來非常不同的影響。

    同時，對這個話題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中有一段非常明確的話，“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建立高校分類體系，實行分類管理。發揮政策指導和資源配置的作用，引導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這實際上已經非常明確地闡明了層次與水平之間的關系，即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都可以建設和達到高水平。

    為此，我想就層次與水平的關系講三個問題，第一，教學評估中一個關于優秀的故事。第二，什么是層次，什么是水平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第三，層次與水平及其關系的重要意義和現實影響。

    層次與水平事關高校定位和高等教育結構

    首先是關于優秀的故事。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在北京師范大學負責本科教學工作，非常有幸參加了當時新建立的第一屆教育部本?？平虒W工作評估專家委員會，并且擔任了副主任，和大家一起參與我國高等教育評估工作，直接參與和經歷了合格評估、優秀評估和隨機水平評估的研究與實施，以及后期的調整工作等。整個工作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保障與提高做出了重要貢獻，也是我學習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就在這短短的幾年中，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高等學校教學評估工作由最初的合格評估發展到隨機水平評估以后，有一次評估專家委員會在北京理工大學開會，審議不同學校教學評估的結果。一般而言，大家基本上能夠尊重各個評估專家組的意見，但是，這次會議卻對最后的結論出現了爭議：在隨機性水平評估中，國家重點大學包括“985”大學教學工作的“優秀”，與一般地方大學教學工作的“優秀”是否具有同樣的含金量？是不是應該設置兩個不同的優秀標準和結論？對一批重點大學，特別是教育部所屬的一批重點大學，也包括一批“211”學校，這些高等學校教學工作評估的“優秀”，是不是應該不同于地方高等學校教學工作的“優秀”？這是第一屆本專科教學工作評估專家委員會在研究和開展評估工作中遇到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也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一次值得回顧的討論。

    當時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和主張。一種觀點認為，研究性大學或者重點大學的教學評估應該有自己獨特的優秀標準。理由是，這一類高等學?；蛘叽髮W屬于高層次大學，它的教學要求與其他大學的教學要求是不同的，它屬于一種研究型教學；它的優秀的內涵跟其他大學是不一樣的，是一種高水平的優秀。另一種觀點認為，不同層次大學的教學評估的優秀標準應該都是一樣的，不要分什么重點大學和一般大學，就是一個“優秀”。這部分專家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們認為，如果要分兩個“優秀”，就是把一般層次的大學看成是低人一等，是主觀上先入為主地認定這些大學的教學工作是低水平的，這樣顯然不利于這些大學教學工作的發展。而且，還沒有開始評估就先把這樣一大批高等學校的教學工作定位于一種低層次、低水平的優秀，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這兩種主張的理由聽起來都有道理。當然，也有專家建議，可以是一個標準和證書，但可以在證書上做一個有所區別的標志，等等。我想，這個討論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顯然，這并非一次簡單的討論，而是一個非常嚴肅的現實和理論問題。它涉及我們如何評價不同層次和類型高等學校教學工作的原則問題。盡管是一個證書，但它關系到高等教育結構的合理性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在我國高等教育評估體制建立時就已見端倪。因為，當初在建立合格評估、隨機性水平評估和優秀評估時，就已經存在和出現了哪些學校應該參加哪一類評估的問題。因為，這種不同類型評估的參與資格直接關系到不同大學的地位問題。所以，這次會議上關于“優秀”的標準問題，實質是一個關于不同高等學校定位和整個高等教育結構的重要問題。

    這種對評估中“優秀”標準的討論，實際上反映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和結構優化對理論的要求。因為，這種關于標準和資格的討論背后，涉及高等教育結構理論中兩個非?；镜母拍睿旱谝?，什么是大學的層次；第二，什么是大學的水平。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層次就等于水平嗎？高層次就等于高水平嗎？低層次就等于低水平嗎？很顯然，這些問題是需要討論的。而在我們日常的潛意識思維中，似乎高層次的大學就是高水平大學，低層次大學的水平就一定比高層次大學低，這顯然是一個值得商榷、值得討論的問題。

    辦學水平和層次并沒有直接和必然的聯系

    所謂辦學層次，指的是不同高等學校在高等教育系統或結構中的層級地位，它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結構中不同的需求和服務對象的秩序。換句話說，高等教育的辦學層次主要指不同高等學校服務對象的差異。它們之間往往具有不同的性質、特點和規律。而高等教育中的層次結構，指的就是根據不同服務對象而形成的高等教育體系的秩序，包括?？?、本科、研究生等。這種層次的差別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它反映了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結構的多樣化，也體現了社會對高等教育需求的多樣化。例如，教育部所屬國家重點大學主要面向全國，為全國服務，主要承擔著為國家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為國民經濟的國家層次、國家領域內的宏觀領域和主要問題而服務；而地方高等學校則可能更多的是為地方服務，解決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為地方培養人才。這里反映的是服務對象的差異，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每所大學都有自己不同的服務對象。而且，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本身也是一個層次結構。高等教育要滿足社會的需求，也必須是一個具有層次性的供給結構，它要求大學和高等教育系統提供不同類型和特點的教育服務和產品，這是客觀的。因此，不同層次之間的性質、特點和規律也往往是不同的。

    所謂辦學水平，則是一個反映高等學校辦學質量高低的概念。這種水平主要指不同大學或高等教育機構所提供的服務與產品的質量高低，或者在某一方面所達到的高度，或者說，高等學校提供的這些教育服務或產品能否適應利益相關者的需求。由于服務對象或利益相關者不同，他們的需求及其相關的質量要求也不一樣。所以，這種辦學水平所表達的含義與辦學層次是不同的。層次體現的是服務對象的差異，水平講的是服務質量的高低。它們是表達教育結構的兩個指標，盡管彼此之間密切聯系，卻是兩個非常不同的概念。

    就中國的實際而言，高等學校的辦學層次主要包括兩個序列：首先是人才培養的層次，即?？茖W校（包括高等職業院校）、本科院校、碩士研究生培養機構和院校、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機構和院校，這些不同的院校分別承擔著不同層次和類型人才的培養任務；其次是投資管理的序列，即國家重點投資建設和管理的高等學校、省市自治區投資建設和管理的高等學校以及地方投資建設和管理的高等學校。這些不同的高等學校所承擔的主要任務也常常與此有關。

    而從辦學水平來說，我們通常也可以從四個方面進行描述和規定。第一，在相同層次和類型上高等教育機構的若干可比性指標。不待言，相同層次和類型的高等學校總是具有若干反映辦學質量的可比性指標，包括學生的錄取成績、教師的學術水平、生均辦學資源，等等。一般而言，辦學水平高的高等學校通常能夠在這些可比性指標方面處于前列。第二，在若干學科領域和方向上形成自己的優勢和競爭力。這些學科領域和方向通常具有比較深厚的傳統優勢和綜合基礎，包含了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和條件，并且已經在同層次和同類學科領域、方向中取得了比較公認的成果，有良好的口碑，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第三，形成和具有自己獨特的辦學理念和思想。這種辦學理念和思想是學校辦學精神的體現，也集中反映了學校的學風和校風。更加重要的是，這種辦學理念和思想在學校內外形成了基本的共識，而且已經貫徹落實在學校的各項工作中。第四，能夠對國家和地方的發展做出重要和獨特的貢獻，成為地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發展靠得住的學校。有必要說明的是，這種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與層次相關，即并非說你在哪個層次上才是高水平。不同層次都可以有高水平，只要某所大學能夠在某一個層次高等學校的可比性指標方面達到前列，只要能夠在某些學科領域和方向中形成一定的優勢和競爭力，只要能夠形成和發展自己獨特的辦學理念和思想，并且能夠為國家、地方和某些行業的改革發展做出貢獻，成為改革發展中靠得住的學校，這就是高水平。因此，不同的層次，包括不同的領域，都可以達到高水平。

    由此可見，層次和水平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絕對不是說高層次等于高水平，低層次等于低水平。低層次的大學同樣可以為服務對象提供高水平的服務和產品而達到高水平，而高層次的大學為服務對象提供的服務也可能是低水平的，并不因為層次高就一定是高水平，或者層次低就一定是低水平。雖然是高層次的研究性大學，如果給學生提供的教育服務和產品不能促進這些優秀學生的成長，那么這所高層次大學就是低水平的；同樣，低層次的高等學校如果能夠為自己學校的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和產品，那么它就是高水平的。

    例如，對于國家重點大學而言，它們錄取了全國最優秀的學生，如果不能給這些學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服務和產品，促進他們更加優秀，也就只能是低水平的。同樣，盡管是低層次的學校，包括一般的大專、高職院校，如果這些院校能夠為學生、地方、行業以及某些特定領域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和產品，能夠真正促進學生的健康發展，就是高水平的。

    我不是在這里說繞口令，我說的是事實和基本的道理，一個重要的科學問題，即水平本身和層次并沒有直接和必然的聯系。更加重要的是，這種理論、事實和科學對于優化和調整高等教育的結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既反映在我們的辦學理念中，也直接體現在學校定位和特色建設過程中，因而是一個非?，F實的問題。

    層次與水平的關系是優化高教結構的抓手

    最后，我講講結論和啟示。關于高等學校隨機性水平評估的“優秀”的討論，專家委員會的大多數專家最后仍然同意只設一種優秀標準，而不是兩種優秀標準，進而充分肯定了不同層次的高等學校教學工作都可以達到優秀的水平，并且具有相同的含金量。

    這個結論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意義就在于，所有高等學校都可以在教學和人才培養中追求和達到一流的教學水平。就像教育規劃綱要所說的那樣，在不同層次和領域中提高質量，爭創一流。我甚至愿意說，這樣的一個討論，以及形成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一般地方高等學校的教學改革發展，進而在整體上促進了整個國家高等教育辦學水平的提高，具有歷史性的價值和意義。

    實事求是地說，盡管高等學校教學工作評估委員會的專家們對教學評估達成了只有一種優秀標準的結論：層次不等于水平，不同層次的學校都可以在教學和人才培養中提高質量，爭創一流，達到優秀，但現實問題仍然存在。我認為，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中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現實問題就是，高等學校盲目地追求高層次，而沒有追求高水平。

    這種現實問題具體表現在：一方面，不同層次的高等學校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一種追求“升格”的愿望和沖動。專科學校希望能夠升格為本科院校，本科院校希望獲得研究生學位的授予權，雖然已經是國家重點大學，但仍然追求所謂國際上的高層次。另一方面，我們在高等教育的評估和各種不同項目、成果和學校的評估評審中，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層次等同于水平的現象。在某些領域和方面，雖然某些重點大學本身并不具有優勢，甚至不如某些地方大學，但仍然能夠“中標”。而有些地方大學，盡管在某些領域已經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績，但由于“出身低賤”，仍然在評審或評估中名落孫山。而且，這種現象已經極大地影響了地方院校的辦學積極性，甚至對他們形成一種無情的“打擊”。這種現象當然有一定的政策原因，但不能否定的是，把層次等同于水平的誤解，也可能是一個認識或理論的原因。如果追求高層次就等于追求高水平成為了一種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認識，那么在現實中的這些現象也就不奇怪了。

    坦率地說，這種將層次混同于水平的錯誤認識對于高等教育的改革發展是非常有害的。除了上述盲目地以追求高層次代替對高水平的追求之外，這種危害還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這種誤解及其對現實的影響將進一步造成中國高等教育的結構性落后。層次與水平是反映高等教育結構的兩個基本概念和分析指標。不同層次與水平的合理組合是一個高質量教育結構的基本特征，也是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結構性優勢的具體表現。如果一個國家在高等教育體系中，高水平的大學都是高層次的大學，而低層次的大學都是低水平的，那么，這種高等教育結構是非常落后的，是非常不均衡的。這種落后也是一種高等教育的結構性落后，它將帶來高等教育中的非公平現象，也將惡化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模式。同時，這種對層次與水平之間關系的誤解，還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同學科的學術霸權和學術寡頭現象，進而影響教育和知識的創新。

    第二，這種誤解及其對現實的影響將進一步激化高考中的惡性競爭，而愈加惡化高考改革的環境。高等教育的上述結構性落后將進一步導致高水平的學科與專業大部分集中在少數高等學校中，由此，圍繞這些大學入學機會的矛盾將日益突出，爭取上這些大學的高考競爭自然將愈加激烈。這對于進一步深化高考改革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我們的高等教育結構，可以讓學生在不同層次的大學中都能夠獲得高水平教育的機會以及成功的機會，那么，中國的高考改革也就能夠獲得一個更加寬松的環境，也就能夠為學生，特別是為不同類型的拔尖創新人才的涌現，提供更加寬松的成長環境。

    第三，將層次等同于水平的誤解及其對現實的影響，也將進一步造成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同質化，影響大學的特色建設。顯然，如果不同高等學校都以追求高層次作為自己的建設和發展目標，并以此取代對高質量或高水平的追求，其結果必然導致高等教育發展的同質化。相反，科學把握層次與水平的關系，非常有利于督促高層次大學不懈怠而真正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服務和產品，激勵低層次大學辦出特色，努力在人才培養質量上達到高水平。

    因此，層次與水平是中國高等教育結構調整和優化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抓手和切入點。同時，它們也是進一步改革、完善高等教育評估體制和政策措施的重要方面。我最后的結論就是這樣幾句話，辦學層次不等于辦學水平；高層次不等于高水平，低層次也不等于低水平；高層次大學也可能是低水平，低層次大學也可以達到高水平。（作者系清華大學教授）

魯昕與欽州市職教中心中職生親切交流

魯昕考察欽州市職教中心坭興陶實訓中心

魯昕考察欽州市職教中心坭興陶實訓中心

參觀學生制作的坭興陶作品

魯昕聽取了北海市職教園區系統培養職業教育模式的介紹

在北海市職教園區實訓中心車間，魯昕觀看學生現場操作，與機床旁的學生進行親切交談

    11月19日，教育部副部長魯昕一行來到廣西欽州市職業教育中心和北海市職業教育園區調研。她認真聽取了兩地關于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介紹，詳細詢問了職教中心和園區學校學生生源、招生情況、課程設置、中高職立交橋搭建以及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的情況等，每走到一處都與學生細心交流，詳細了解他們上中職的學習生活情況。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李康一同調研。

    在欽州職業教育中心技能之星“星之路”處，魯昕詢問了技能之星畢業后的工作情況。她高興地說：“要鼓勵學生多到這里來，多向獲得各種技能大賽一等獎的技能之星學習，增強學生的自信，讓每個孩子都有出彩的機會。”

    在欽州職教中心機械加工實訓基地，魯昕親切地與學生交流，詳細詢問了他們在學校學習技術的情況。2014級模具制造技術專業學生曾詳參今年6月出去打了一個月的工，體會到沒有技術的艱辛，毅然選擇回校學習。他對魯昕說，“我認識到沒有技術打工的辛苦，我會好好珍惜在學校學技術的機會，把技術學好。”在欽州職教中心坭興陶展示體驗中心，魯昕認真觀看了學生制作和雕刻坭興陶的過程，以及參觀了他們從一進校門燒制的作品到技術越來越嫻熟的作品。

    隨后，魯昕來到北海市職業教育園區，她聽取了園區系統培養職業教育模式的介紹；在實訓中心車間，魯昕觀看學生現場操作，與正在電腦前、機床旁的學生進行親切交談，詢問他們各自升本后的學習情況和感受。

    魯昕指出，職業教育要在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的基礎上，加強對學生文化知識和人文素質的培養，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和扎實的藝術鑒賞能力，要有效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

    最后，魯昕對廣西推進縣級中等職業技術學校辦學改革試點，全面推進職業教育快速發展的行動給予了充分肯定，她希望廣西繼續深化民族地區職業教育辦學模式、教學模式、學校管理、德育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豐富民族地區職業教育校本內容，加快推進民族地區職業教育辦學特色發展。（盧衛 張銳波/圖，周仕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