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教：對話天津市政協委員、天津職業大學校長董剛

    董剛：天津職業大學校長，國家督學，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2年榮獲第三屆“黃炎培杰出校長”獎。

　　職教新政要“水流到頭”，落到實處

　　教育在線：近日，職業教育利好消息頻出，先是《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出臺，接著全國職業教育大會召開，作為一線職教工作者，你如何看待未來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

　　董剛：首先，對于《決定》的出臺我感到非常振奮，我認為職業教育正在開啟一段新的改革征程，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意味著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職業教育肩負著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就業創業的重要職責，未來職業教育大有可為。

　　《決定》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是“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我認為這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職業教育工作的重點和發展方向，也是打開青年人通向成功成才大門的重要途徑。

　　教育在線：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有哪些首當其沖的問題需要解決？

　　董剛：目前，職業教育還是一個“斷頭”教育，與普通教育“兩條腿”走路，而且呈現“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現狀。我覺得目前最需要提上日程的幾個問題包括：第一，打通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橋梁，為學生成長搭建“立交橋”。第二，打通人才成長通道，做好中職、高職、本科、研究生教育的銜接。第三，加快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等。這些都是“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說，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成之日，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教體系形成之時。

　　教育在線:《決定》出臺并不意味著政策落地，你認為今后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突破？

　　董剛：良策已出，關鍵是“水流到頭”，落到實處，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稕Q定》的執行，往大了說是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往小了說就是28條規定的分解落地。這28條規定雖簡練，但很具體。比如提到課程開發與實施，已經具體到推行項目教學、案例教學、工作過程導向等細節。再比如，《決定》中提到，引導支持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探索發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職業院校，對于職業院校來說，目前都面臨著資金投入不足的問題，吸引民營資本進入職業教育，這是好事，但關鍵是如何操作。我想這些政策的落地，都需要系列政策的保障，并非一句話兩句話能解決。

　　教育在線：《決定》中特別提到，健全企業參與制度，深化產教融合，你如何看待目前校企合作“一頭熱、一頭冷”的現狀？

　　董剛：總體來說，目前職業院校的校企合作還處于淺層次階段，僅僅是解決了學生的實習實訓和就業問題，如果從校企深度合作來說，還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邀請企業的能工巧匠進入職業院校任職教課，職業學校教師幫助中小微企業解決技術難題等等。從宏觀來看，校企合作需要政策保障，比如通過減免稅收激勵企業參與合作，從學校來說，也要提高科技服務社會的能力，更多地體現出校企合作的雙贏。

　　不懼本科轉型、民辦升本挑戰

　　教育在線：《決定》中提到普通本科向職業教育方向轉型，這對現有的高職院校來說，是否構成一定的壓力和挑戰？

　　董剛：現在國家提倡部分本科院校根據辦學特色和定位，自愿向職業教育方向轉型，我認為這個倡導是科學的。但轉型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對于目前發展比較好的高職院校并沒有太大影響，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本科院校面臨師資轉型。師資是學校的工作“母機”，職業教育對教師的要求更高，必須具有“雙師”素質，我稱之為“雙教”能力教師，不僅能教學生動腦，還得能教學生動手。本科院校的教師，學術水平很高，但實踐動手能力相對欠缺。從學術性教師轉向雙師型教師，需要一段時日。

　　第二，課程開發、教學形式轉型。職業教育最大的特色就體現在教學形式上，我們叫“教、學、做”一體，或者“理實一體”。但是本科不一樣，理論和實驗是分開的，由理論教師和實驗人員分別完成。因此，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就面臨著教師的實踐和教學設計能力的提升，以及課程的重新開發、教學形式的變革等。

　　第三，實訓條件的完善。本科院校的實驗條件，很多都是基于驗證性的基礎設備，而職業教育的實訓面向現實職業崗位，很多都是生產性的真實設備，這方面也需要很大的資金投入。

　　第四，轉變辦學理念。從學術型向職業教育轉型，最大的障礙應該是觀念，以前是培養學術性人才，現在要轉到技術技能型人才，從上到下都會面臨著觀念的轉變。

　　第五，科學研究。本科院校的科學研究更傾向于“頂天”，側重于知識的創新，承擔國家“縱向課題”，而職業院校的科研則趨向“立地”，即知識的應用，技術的創新，承擔企業委托的“橫向課題”，為企業解決技術難題，這些都需要轉變。

　　但無論如何，本科轉型，這是順應國家經濟發展需要，是大勢所趨，我們要做的就是發揮好已有的辦學優勢，辦出特色，以質量取勝。

　　教育在線：最近教育部審批通過了20多所民辦高職“升本”，《決定》中也提到現有高職原則上不升本，這是否對公辦高職帶來一定壓力？

　　董剛：這是國家的政策導向，鼓勵社會力量辦學，但是對于我們天津職業大學來說，我們并沒有感到太大壓力。我們學校培養的學生主要面向第二產業，即技術技能型人才，而大部分民辦高校的定位主要是針對第三產業，原因在于，這些專業比如會計、文秘等文科類專業投入少、辦學成本低，實際上，我們的招考分數比天津三本分數線還要高很多，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職業教育還是要質量取勝，特色取勝。

　　教育在線：您來天津職業大學之前，在天津大學工作過多年，兩所學校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董剛：兩所學校是兩種類型，天津大學培養的是工程科學型人才，是國家高水平大學，而天津職業大學培養的是技術技能型人才，也是我國高職院校中的佼佼者，都為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但人才培養目標的不同決定了兩所學校在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方法手段、課程開發等都存在很大不同。其次，學校文化的差異。天津大學給學生呈現的主要是大學文化，嚴謹的學術氛圍，而天津職大，除了自己的大學文化，還具有濃厚的工業文化氛圍，比如在學校很多實訓基地、教學大樓內，都有明顯的工業文化的標志。但無論何種類型的學校，共同的任務都是“育人”。

　　董剛的“泡菜論”

　　董剛是職業院校里少有的學者型校長，言談舉止溫文爾雅，記者偶爾插話，他會中斷回答，讓別人先說。

　　他學機械工程出身，聊天時思路清晰，邏輯縝密，面對很多現場提問，他回答時不假思索，信手拈來，像提前做足了功課，實際上應該是他平日全方位思考所致。

　　他也是少有的既主管招生，又主管就業的全能型校長，他一直有這樣的觀點，就業興才能招生興，才能學校興，這是一個鏈條。招生的時候，他也會出動人馬到地方集中宣傳，聚集人氣，更多的功夫做在平時，天津職業大學經常會和地方的一些中職、高中聯誼，出資贊助對方的活動，為了未來的生源做準備；為了給學生找尋更多的就業機會，董剛的手筆更大，他推動學校參與政校企聯合，在學校與天津港保稅區等區域開展的合作項目中，他親自擔任項目負責人。此外，董剛是天津第一所引入第三方評價的高職院校，“人才質量如何？學生和用人單位說了算，教育評估應該走向多元，要有第三方評價，這是大勢所趨。”

　　對外要面向市場，對內則要面向學生，董剛說，市場規律和人才培養規律兩者并不相悖。

　　“招生興如何達到就業興，就是教育培養過程。這才是關鍵。”董剛請第三方評價機構麥可思做過一項調查，學校70%以上學生來自農村，60%的學生家長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文化基礎最差的學生只認得英文26個字母。他不諱言職業院校學生的文化基礎薄弱。

　　“學生輸在了高考起跑線上，我們要做的就更多。”他按照學生入學的英語水平從高到低分成A、B、C三個班，分層次施教。學生“能上能下”，學習的勁頭也更足，英語成績有了明顯提升。2006年至2009年，學校組織教師針對市場需求開發了將近500門課程，“職業院校的教學必須有職業特色。”董剛說。

　　聽到很多人說職業學校就是培養“技工”，他不認同：“工廠能生產一模一樣的杯子，學校能嗎，每個孩子都不一樣。”在他的觀念里，職業教育非“制器”，而是育人。這也是他從天津大學帶到天津職業大學最重要的東西，“教育就是全面育人，把學生變成他自己。”在他看來，除了教給孩子一技之長，重要的就是學校文化賦予他獨特的東西。

　　他把大學文化比喻為泡菜，不同食材混合發酵形成泡菜湯，這就是大學文化，而泡菜中的黃瓜、圓白菜就是不同的學生，不同泡菜湯浸泡出來的“小黃瓜”既有個性，也有共性，“這就是大學文化，它是潤物細無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