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委托管理”第一人：曹勇安院長

編者按：8月12日至13日，由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主辦、齊齊哈爾工程學院承辦的全國職業教育專家學術報告會在齊齊哈爾工程學院舉行。本網編輯采訪到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兼職教授、齊齊哈爾工程學院院長曹勇安，跟隨他，我們體會最深的是他投身教育事業、追逐教育夢想的熱誠與執著。采訪中他向我們分享了他教育生涯中三次托管教育的心路歷程。

齊齊哈爾工程學院  曹勇安

    一路走來，常常感慨無數次從春天里匆匆出發，縱然“寒風凜冽”，卻始終期待著冬天里的艷陽天，始終堅信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回首我教育生涯中三次教育托管經歷，更加堅定了我對教育是社會重要的福祉、和諧的源泉、發展的動力的信念。教育是夢想者的事業，因為有夢，才可能有辦人民滿意教育的執著。

    2014年2月17日，黑龍江省甘南縣將縣職教中心校委托給我所創辦的齊齊哈爾工程學院管理。這也是我從教43年的歷史中，第三次接受委托管理教育機構。

    從17歲當教師算起，至今我已從教43年了，按程序我正在辦理退休手續，哪成想，即將成為“海闊天空自由行、頤養天年幸福人”的我，此時又變為教育與事業單位兩項改革交叉點上的探路人。探索孕育幸福，幸福來自探索。還真就是這么個理兒！

    每當人們提到或我看到，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時，我都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那是因為在《綱要》的第42條、第67條有個“委托管理”的詞兒，把這個酒店類企業常用的管理模式引到教育中來，是源于我在1998年2月，受齊齊哈爾市人民政府委托管理八所公辦學校（幼兒園）的試驗。

    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公辦靠覺悟、民辦靠制度，民辦辦不出人民滿意的教育，人民就不掏人民幣，學校就活不下去。

    1971年從教的我，到今年正好站了43年的講臺。前20年，我在公辦體制內；后23年才進入民辦領域。我下鄉當過農民，教過農村的“復式班”；進工廠當過工人，教過文革期間的“七二一工人大學”、技工學校。在齊齊哈爾第一機床廠我從教師做到校長，再由校長做到這所國有大型企業的教育處長。這么令人羨慕的“鐵交椅”，為什么放棄了？我這個人，對領導職務既不熱愛也不追求。我就是想做個受學生歡迎的好老師，可當工作出色遭同行嫉妒時只需要校長說句公道話，可當時的校長就不說這句話，你說這急人不？這一急，后來我就當了校長。當了校長就要改革，但，改革起來卻阻力重重。我當時幼稚地認為官小，后來官至處長能行了吧？還是不成。整天都是我不想干的事兒，我想干的事兒一樣也干不成。正好九十年代初有部電視劇叫《過把癮》，里面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臺詞，叫“過把癮就死”。我一想，管老師的校長——干過！管校長的處長——當過！我到退休不也就是現在這個樣子嗎？天天重復昨天的故事有啥意思？不干了。我辭去了公辦職務，一頭就扎進了民辦教育領域，自己當家，個人兒說了算。

    辦學之初，廣告是賒的，校舍是租的，教師是聘的，連校牌都是借的，社會上說我學生是騙的。第一次辦自考助學班，僅招了8名學生，還是3個專業。怎么辦？抓質量、挺住，兩年后，我就擁有了兩千多名在校生，在黑龍江民辦高校中排進了前3名?？纱藭r還是借人家的校牌呢！為此省教委決定給我個校牌。叫什么名呢？牌子叫小了怕人瞧不起，就可著勁地往大了叫，最后起了“東亞大學”這個校名。那時也沒什么規范限制，真懸，2個月后國家教委就出臺了社會力量辦學的規范文件，再想叫這么大的校名？沒門！1993年4月1日，我結束了借校牌的歷史。三個月以后，我創辦的東亞大學就把公辦的齊齊哈爾第一機床廠的職工大學兼并了。這樣我這所民辦高校中，就有了國有資產存量和全民身份的教職工，很多人說我是“兩和水”非“純凈水”。其實，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在舊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在社會轉型、經濟轉軌中一個非常有效的發展措施就是：在舊體制中尋找穩定性，在新體制中尋找可能性。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講的“混合所有制”的優勢。

    四年以后的1997年，整個東北的國企幾乎全部陷入困境，被稱為“東北現象”。國企舉辦的各級各類學校就更慘了，工人沒活不開工資還說的過去，可教師正常上班卻不發工資，說的通嗎？然而齊齊哈爾市是老工業基地，學生數占44.7%，校舍面積、占地面積分別占全市教育資源的54%、61%，是名副其實的半壁江山。在政府難接、企業難辦、學校難活的“三難”境況下，我就向市長請戰：“交給我吧，委托我來管理。”我們市長高興地拉著我的手，“老曹，你可幫市委、市政府解決了大問題，你看現在缺啥？”“缺錢！”市長一愣，我接著說：“不跟你要錢。”市長趕緊說，“只要不提錢，提啥我都滿足你”。我說，“學校目前是缺少辦學資金，但擁有豐厚的教育資源，以資源的存量向社會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來換取辦學資金的增量。問題的關鍵是要改革辦學體制和機制。改革這個東西呢，人人都贊同，但人人都反對自己被改革，一旦改到自己腦袋上，就蹦起來了。蹦起來，就找政府，接著相關部門就讓我以安定團結為大局……”我接著說，“咱們有個約定，你批我一個教育改革試驗區，只要在試驗過程中沒有違反法律、法規和政策這三樣的，政府相關部門都不要管，誰管，這活就交給誰干！”就這么著，齊齊哈爾市人民政府給我批了一個企辦教育改革試驗區，把這八所學校加一個教育處機關共7,000多名學生、609名在崗教職工，還有近400名離、退休教職工，全部委托我來進行管理。1998年2月，組建了從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1.2萬人的教育集團——黑龍江東亞學團。這給我一個可以進行各種類型教育改革實驗的機會和平臺。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其根本是靠教師發自內心的愛學生才成，讓教師普遍達到這樣水準，很難。但，你愛錢不？我將教師的工資與學生和家長的評價相掛鉤，與任教班級的學生數的增減相掛鉤，也就是現在講的績效工資，不過我的績效工資占的比重大，足以影響其生活質量。這就極大地調動了全體教職工面向市場辦學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努力把學辦到人民群眾的興奮點上。教師不僅自己掙出了“飯錢”，還有“余錢”改善了辦學條件。八所被托管的學校分別成為市、省、國家級的示范學校。十年間，在沒有財政教育經費投入的情況下，我所托管的八所學校共創收1.14億元。2008年當國家出臺接收國企教育政策時，我才結束了托管。當年，我被評為“齊齊哈爾市改革開放30年有突出貢獻的30位人物之一”，同時還榮獲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2009年，中國民辦高教協會整理中國民辦教育改革三十年成績時，共列出了9個影響中國民辦教育發展的案例，其中有兩個案例是我們創造的。一個是齊齊哈爾市政府委托民辦學校管理公辦學校；另一個是我們的產權制度改革。如果我現在要“兩眼一閉不睜”，這兩項成果就是我這一輩子教育生涯中最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也是最欣慰的。它驗證了《綱要》中“民辦教育是促進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的論斷。

    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有錢不一定能辦教育，沒錢不一定辦不好教育。教育質量問題是教育自身改革的問題。

    自1999年大擴招后，幾百所民辦高校異軍突起，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主力軍。有數據顯示，從2000年至2007年的8年大擴招中，平均每年央屬院校擴招6.7萬、地方院校擴招222.9萬、民辦院校擴招115.6萬，三類院校的擴招比例為2:65:33。這又一次的驗證了《綱要》中“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 的論斷。

    第二次委托管理發生于2013年，我接手了國內知名民營企業——明道酒店投資集團舉辦的三亞城市職業學院。這一次托管，純屬是陰差陽錯瞎撞上的。成立于2001年的三亞城市職業學院是三亞市第一所高校，2008年明道集團成為第三任舉辦者。其實，明道集團只接手了一個辦學許可證。具有教育家情懷的董事長劉曉峰，投資4.13億元征地、建校舍。2011年3月新校園竣工，結束了學校11年租校舍的漂泊生涯。校園有了，學生沒了。因為，伴隨著高等教育學齡人口的快速下降，高職院校生源急劇下降，學院的“招生辦”變為“找生辦”，甚至成了“買生辦”，加之13年沒有通過教育部合格評估，期間又被教育部亮過黃牌，這更是雪上加霜。學院辦學規模才800多人，年招生才300人左右。全年收費380萬元，而年度支出卻高達1260萬元。雖然每年明道集團不差錢地投入，可是沒學生還成學校嗎？

    2012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明道集團董事長劉曉峰，我深深地被他搭錢辦學的教育情懷所打動。2013年春節前，我派出學院的教育咨詢公司，免費為三亞城市職業學院進行診斷和提供治理方案。說起來，我的工作到此就算“完活了”，但，劉曉鋒董事長希望能派人指導方案的實施。春節過后，我就派出副院長張振筍遠赴三亞，指導三亞城市職業學院的管理改革。一個月后，發現有許多措施沒人做，即使有人做，也是敷衍了事。接著派出了教務處長和系主任等項目團隊，再赴三亞，可效果還是不顯著。而此時離教育部合格評估僅剩下兩個多月時間了，無奈，8月底，連我的常務副院長曹然彬也加盟進了“遠征軍”。開始是做“診斷咨詢”卻轉為了“現場指導”，再后來變成了“學校領導”，本來是“坐堂行醫的”卻成了“開辦醫院的”。蒼天不負苦心人，這一切努力總算是沒白費， 2013年12月6日，學院首次通過了教育部評估，這對絕大多數高職院校屬于常規性的“體檢”，但對三亞城市職業學院卻是通過了“生死線”。三亞城市職業學院重新又站到了一個新起點上。2013年11月5日我們簽定了委托管理協議。

    我是一個不愿意“重復昨天故事”的人。1998年我的委托管理成為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的案例后，我在這所被稱為中國最高的講臺上已站了16個年頭了。這些年來，記不清有多少人請我托管學校，我都婉言謝絕了。我深知教育是需要錢，但錢不是關鍵，文化認同的人是決定性因素！可我哪有那么多的人啊，尤其是合格團隊的輸出。所以，為了不掃朋友們的興，我于2006年成立了一個“教育咨詢公司”，為同仁們舉辦的民辦學校做“診斷咨詢”。這第二次委托管理，正像人們調侃的那樣：“炒股成了股東——套上了，炒房成了房東——賠上了”。我這是“咨詢成了校董——搭上了”。

    教育沒有新發現，教育只有新發展。職業（應用）教育的人才培養要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以市場為導向提高辦學效益。

    我的第三次托管，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剛發表，我們市的甘南縣就主動找上門來，讓我來托管縣的職業教育。我所知的甘南縣職業教育中心的辦學在我市屬于上乘，而我前兩次托管的都是不行的教育機構。俗話說“好孩子哪有往廟里送的？”我當時真有些疑惑不解。后來在與縣委書記梁光、縣長李韜放的交流中不僅釋疑解惑，同時也令我對他們肅然起敬。我與70后的李韜放縣長相識于我們的市委黨校，他出身教育世家，時任市委黨校的教學副校長，我是市委黨校具有十年教齡的“老資格”兼職教授，我們很談得來。梁光書記雖然是初識，但從他的經歷中，你就能找到他對教育深邃認識的源泉，他在中學當過6年物理教師，除在基層任過縣長、區委書記外，關鍵是還當過齊齊哈爾市委、市政府信訪局的局長，比較了解群眾的需求和興奮點。他們介紹說：縣委、縣政府在學習領會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中深刻地感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已從“基礎性”升級到“決定性” ，這一理論的提升必然促使經濟體制改革的升級，我們縣域經濟的發展要緊緊抓住中國經濟“三期疊加”的機遇。縣委、縣政府準備在貫徹落實《決定》“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力度”的方面，先從政府購買職業教育入手。因為辦好職業教育，既是惠及民生的實事，也是助力經濟社會發展的大事。同時，政府也要從教育服務的“提供者”向“采購者”轉變；財政變“養人”為“養事”；職教中心校從“生產單位”向“經營單位”轉變；教師從“身份管理”向“崗位管理”轉變……，他們一系列的理論闡釋和專業術語，令我刮目相待這兩位縣官。他們從事業單位改革與教育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出發考慮，最后說：我們感到從您所創辦的齊齊哈爾工程學院購買教育服務最合適。我說，你們把我要說的話都說了，我已無話可說。從內心來講，我托管的三亞城市職業學院剛剛度過“危險期”，哪有能耐再托管一個縣的職業教育？可話講到這個份上就由不得你了。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學校名稱、建制不變；人員身份不變；原投資渠道不變；辦學經費只增不減”的基礎上，我們于2014年2月17日正式簽定了《委托管理協議》。這大概是全國第一個地方政府購買職業教育服務的事例。雖然壓力不小，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們的基層有象甘南縣這樣認識和實干的帶頭人，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教育之幸。

    三次的委托管理也引發我的一些思考，什么是人民滿意的教育？怎么辦出人民滿意的教育？我認為，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民對教育的滿意度正在從量變不斷地轉為質變，發生著“階段性”的跳躍。依據事物發展三階段，即：稀缺資源階段、選擇資源階段、個性化階段的規律，從這樣一個邏輯出發，人民滿意的教育也對應有三個層次：稀缺資源階段是第一個層次，核心是解決“上學難”實現“好上學”。通過擴大辦學規模來滿足需要——沒有錢不行；選擇資源階段是第二個層次——核心是“上好學”，這是對教育質量的訴求，跟錢不搭界，是教育自身的問題——不改革不行；個性化階段是第三個層次——核心是“學辦好”，滿足社會用才和個人成才兩方面的個性化需求。與錢沒關系，根本是要辦出特色——不融入市場不行。特色是效益顯像狀態。其社會效益是人才培養與社會需要相匹配；其經濟效益是使有限的投入得到有效的利用，即：投入產出比。

    三次委托管理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作用在不同主體上，但卻可以從那一個發展階段中、那一類主體中，反映出一些帶有共性的訴求和規律。

    我的第一次托管是各類教育處于稀缺資源階段時期。我托管的八所各類學校，通過“以資源的存量換資金的增量”的辦學思路，從品種上迎合了人民群眾的客觀需求，把學辦到了人民群眾的興奮點上了，人民掏出了人民幣，學?！捌鹚阑厣保@得了發展空間。

    我的第二次托管是高職教育進入選擇資源階段時期。舉辦者雖不差錢！但，學校差聲譽，學校錯過了稀缺資源階段的發展機遇。學校沒有內在的質量，哪來外部的聲譽？學校生源匱乏，又何談質量？此時我是“稀缺資源階段和選擇資源階段的活”合起來干，要“跨越式”發展啊。何其難啊！

    我的第三次托管是中職教育進入個性化階段時期?？h域經濟在“經濟三期疊加”（即：增長速度進入“換檔期”；結構調整進入“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發展，遭遇到了人力資源數量、質量及層次、類別上的瓶頸；還有農民、農民工以及他們的子女已不滿足像其父輩那樣的工作和生活，他們向往著“陽光、體面、高薪”的就業。

    我國不同層次的職業教育目前處在不同發展階段，其辦學目標和辦學形式也是不一樣的。

    事物發展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現形式：

    稀缺資源階段是雜牌對雜牌的特征，表現的形式是——爭規模；

    選擇資源階段是品牌對雜牌的特征，表現的形式是——上質量；

    個性化的階段是品牌對品牌的特征，表現的形式是——靠特色創效益。

    處于個性化階段的中等職業教育，雖然它們在職業教育的層級中處于最底層位置，但它們的生存發展空間卻處在最高的發展階段——個性化階段。職業教育是教育界中的“弱勢群體”，它們又是職業教育中“弱勢群體”。他們承擔不了社會對他們辦出“特色和效益”的期待。目前，一些省份的部分縣級職教中心已成了大城市和發達地區的“招生辦”或給人家“當奶媽”，職業教育功能基本喪失。正是處于這種態勢，甘南縣從長遠發展的視角考慮，找我這樣一所從高職院?；A上升格成為應用型的本科院校，來托管縣的職業教育中心校，并以此為平臺擔負起全縣職業教育的“生產、經營”責任，進而滿足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區域內百姓的成人成才的需要。

    處于選擇資源階段的高等職業教育，是1999年大擴招后，迅速通過“三改一補”成長起來的群體，大部分是由中等職業教育學校升格的，經歷了國家8年的示范（骨干）校建設，如今200所國家級的示范（骨干）校是兵強馬壯，但這大概僅占1300多所高職院校的1/6強，這些學校是在稀缺資源階段的雜牌對雜牌中闖出來了，他們是高職院校中的“王牌軍”，基本不愁生源?？梢恍┟褶k的職業院校就慘了。公辦的不行了，還有政府安排他們的出路，而民辦的只能自生自滅，所以，為了生源而不惜一切代價的在市場上拼殺，他們要戰斗到最后......。早干啥了？若知今天，早就應抓質量，以質量創聲譽，以聲譽圖發展。

    處于稀缺資源階段的本科高等院校，主要是指312所的新建本科院校和304所獨立學院，這類院校占全部本科院校的3/4還要強，目前活的還很滋潤，因為他們不必為生源而鬧心，實際上家長、學生在選擇學校方面上，獨立學院在已排在了優秀的高職院校之后，危機已悄悄地逼近了這類本科院校。民辦高職院校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明天，這些本科院校目前多數處于雜牌對雜牌時期，他們缺少中、高職院校的危機感，更愁人的是，它們不僅市場意識淡漠，還欠缺它們小兄弟在市場中的打拼激情。

    中國的事情就是這么有趣。從社會人才需求結構上來講，該上規模的是中等職業教育，可現實賦予他們的使命，卻是干 “特色和效益的活”；本應是該干“特色和效益活的”這些本科院校，理應為中、高等職業教育做出示范和榜樣的，卻大力發展起規模來了，什么萬人大學，比比皆是，搞得從朱總理到溫總理再到李克強總理,三任總理年年要為他們召開國務院常務會，研究他們的“產品”如何銷售問題。

    我三次托管教育的歷程，從一個側面佐證了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的重要增長點，是促進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論斷；也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健全政府補貼、政府購買服務、助學貸款、基金獎勵、捐資激勵等制度，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的決策,做了一個有益的注腳。

    “一年之計在于春”，我愿在春天里再出發，和我的同事們一起懷揣著教育夢想，風雨同舟，堅定地將目光投向教育最需要的地方，一如既往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譜寫教育改革春天的故事。